沒想到虎年將盡，又爆出一條轟動世界的“虎消息”：美籍華裔教授蔡美兒的作品《虎媽媽的戰歌》，高調讚譽被稱爲“虎媽”的中國母親嚴苛的育子之道，“中國媽媽戰勝美國媽媽”的說法一時喧譁。這幾乎是去年年末PISA測試上海學生或全球第一之後，美國遭遇的第二顆教育“原子彈”。然而，“虎媽戰歌”不過是一曲中國母親的悲歌、中國教育的哀歌。是追求表面的“成功”還是孩子的終身幸福，不完全是方法問題。支撐“虎媽”的是一個古老而強大的價值觀，就是追求出人頭地、望子成龍。五四時期“救救孩子”的吶喊，開啓了發現兒童、保護兒童、解放兒童的現代教育之路，主張把兒童當做兒童來對待，而不是作爲大人或成人社會實現自己目標的工具。陶行知在談到公民教育的價值時，特別強調要培養“人中人”而非“人上人”，沒有這種公民意識就沒有對待兒童的“平常心”。當今社會，“打造優生”、“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商業蠱惑如雷貫耳，“24小時記下1000個英語單詞”、對4歲幼兒的“思維訓練”等等鋪天蓋地，“虎媽戰歌”歌聲嘹亮，全社會教育價值觀的扭曲從沒有像今天這樣觸目驚心。從今天的教育可以看到民族的未來。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是這樣嗎?
“虎媽”在國內是以“瘋狂媽媽”而聞名的。中國的“瘋狂媽媽”們奉行苛教，大多是因爲獨生子女、“小升初”政策、擇校競爭特別激烈等等不得已而爲之，對孩子往往心懷歉疚。蔡美兒在美國面臨的教育環境、教育問題與中國佷不相同，但她理性總結並高調肯定的這一家教的“中國模式”的確具有共性。她管教兩個孩子的方式，在國內可謂世空見慣，她爲孩子規定的“十不準”包括不準夜不歸宿、不準看電視或玩電子遊戲、不準有科目成績低於A、除了體育與話劇外，其他科目不準拿不到第一、不準不練習鋼琴及小提琴;甚至規定不準參加學校的小組娛樂活動、不準參加校園演出、不準抱怨沒有參加校園演出、不準擅自選擇課外活動、不準練習鋼琴及小提琴以外的樂器等等。蔡美兒總結，與美國家長認爲孩子是脆弱的、需要經常地鼓勵和讚譽相反;中國媽媽認爲孩子天生有一個“強大的內心”，可以用訓斥甚至威脅的方式對他們施壓。中國虎媽得以成功的三大特質是：不理會孩子的自尊心，認定孩子必須孝順父母，堅信小孩不懂事，需要父母指引。
“虎媽”的教育之道在很多方面顛覆了教育學的基本價值、基本原理。毫無疑問，嚴苛管制、強化訓練、高壓和懲戒通常可以提高孩子的學習成績，這與軍體、雜技訓練並無二致。在國內，這種應試訓練已經發展到佔用孩子幾乎所有時間、包括睡眠和休息時間，不允許玩樂和看“閒書”，而且完全不鼓勵批判性思維，刻板地追求標準答案，通過“題海戰術”反覆訓練，對於考試要求達到“一看就會，一做就對”的極致狀態。這一模式的嚴重後果，就是扼殺孩子的學習興趣、想象力和創造力，導致學生從小就嚴重厭學。一個生活在壓力和威逼之中、沒有夢想和內在學習興趣的孩子，長大後雖然可以謀取學位和職業，卻不大可能成爲有高度智慧的優秀人才。所謂“高分低能”、“錢學森之問”的癥結端在於此。
退而求其次，有的“虎媽”會說孩子將來有高學歷和好工作就行了，沒指望非要成爲愛因斯坦、比爾·蓋茨。但是，這種教育還存在另一種風險：單純追求學業導致的社會化程度不足和個性缺陷。中國家長往往對孩子參加學業之外的活動、遊戲、交友視爲不務正業、浪費時間，殊不知這是比學業更爲重要的成長過程。蔡美兒甚至抵制孩子參加校園演出，超越了中國家長的常規。在從小到大單打獨鬥的考試競爭中，中國孩子更多地把同伴視爲你上我下、“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優秀學生之間更是如此。家長對孩子的嚴格管制、越俎代庖，致使許多學生缺乏生活能力、性格乖張、人格不健全，成人之後問題就暴露無遺。如果說赴美留學生盧剛槍殺師長同胞的悲劇或屬例外，高分學生缺乏自立能力，拙於表達、甚至沒有朋友、不會戀愛，卻有一定的普遍性。當我們似乎培養出一個“人才”時，他卻沒有成爲一個合格的人，這樣的“才”是難有大用而且沒有幸福的，從而喪失了最重要的教育目標。
是培養人還是才，是追求表面的“成功”還是孩子的終身幸福，不完全是方法問題。支撐“虎媽”的是一個古老而強大的價值觀，就是追求出人頭地、望子成龍。五四時期“救救孩子”的吶喊，開啓了發現兒童、保護兒童、解放兒童的現代教育之路，主張把兒童當做兒童來對待，而不是作爲大人或成人社會實現自己目標的工具。陶行知在談到公民教育的價值時，特別強調要培養“人中人”而非“人上人”，沒有這種公民意識就沒有對待兒童的“平常心”。當今社會，“打造優生”、“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商業蠱惑如雷貫耳，“24小時記下1000個英語單詞”、對4歲幼兒的“思維訓練”等等鋪天蓋地，“虎媽戰歌”歌聲嘹亮，全社會教育價值觀的扭曲從沒有像今天這樣觸目驚心。從今天的教育可以看到民族的未來。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是這樣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