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蓮芝已經是七十來歲的人了，卻不像大多數老人一樣頤養天年。因爲她是中國治療艾滋病的頂尖權威，人稱中國艾滋病首席醫生。病人們愛戴她，親切地叫她徐媽媽。聯合國祕書長安南的夫人稱她是防治艾滋病的世界級功臣。徐蓮芝說：我們雖然爲病人解除了一點痛苦，但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眼看着“艾滋狼”在瘋狂地吃人，作爲醫生卻無可奈何，沒有比這更讓人痛苦的了。
由於媽媽的病痛和弟弟的夭折，徐蓮芝從小就立志當一名醫生。她說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既是自己的工作和責任，也是幸福和快樂。正是這種信念，使得她對如狼似虎的艾滋病無所畏懼。
在我小的時候，媽媽的身體不好，飽受病痛的折磨，以致若干年後我回憶起媽媽時，總是看見她在大把地吃藥，聽見她那痛苦的呻吟。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四歲的弟弟又因病夭折了。現在回想起來弟弟的病就是消化不良症，根本不至於死人的，就因爲庸醫誤命啊。困頓時，人就會產生幻想，當時我就想，假如我們家有個醫生，假如我就是醫生，能治療各種疑難病症該有多好啊！那樣，媽媽就能擺脫病魔的糾纏，弟弟也就不會被誤治而死了。
所以在後來報考大學時，我第一志願是學醫，第二志願是學醫，第三志願還是學醫。從拿起聽診器的第一天開始，我便在心中立下一個承諾：去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這既是我的工作和責任，也是我的幸福和快樂。
自從1990年接治國內第一例HIV感染的出國勞務人員以來，我已親手治療了幾百例艾滋病患者。當時有關艾滋病的知識還不夠普及，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害怕接觸這個病。看見我無所畏懼地向前衝，一些人不解地問我，難道你就不害怕嗎？
我確實一點也不害怕，這倒不是因爲我膽量有多大，更說不上覺悟有多高，而是我的專業和性格讓我不怕。我是搞傳染病的，與各種傳染病人打了四十多年交道。艾滋病算得了什麼，它不過屬於乙類傳染病。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我國流行性腦炎的高發期，它是經呼吸道傳染的疾病，傳染性更強，送到醫院的病人都是昏迷狀態。每遇生命垂危的病人我們都會本能地拽下口罩實施人工呼吸。過後最多隻是漱漱口，吃一點磺胺類藥物以防萬一。雖說這樣做太危險，不宜提倡，但作爲醫生必須具備這種精神，和戰場上的戰士一樣，危急時刻要敢於衝上去，隨時作好獻身的準備，這是天職啊。
當然，我還是關注自己健康的，每年堅持體檢。就是工作起來顧不上許多。前不久，我手指不慎弄破了，貼上了一塊藥布我就去查房，倒是我的病人大驚失色地喊住我，讓我馬上離開這兒。
我的患者中有一位曾在非洲工作，就因爲在當地拔牙而感染艾滋病。在非洲工作時，他接受的是半軍事化管理，上街須三個人同行才能獲准，他根本沒有機會行爲不軌。但沒有人聽信他的解釋。他丟了工作，失去朋友，連親屬都不願和他來往。他飽嘗精神和肉體折磨，最後想報復一些人就自殺。後來他在諮詢中和我們取得聯繫，我們盡最大可能關心他幫助他，使他打消了原來的想法。正如聯合國祕書長安南先生在一份報告中所說：“我們必須繼續與視艾滋病爲恥辱的觀念進行鬥爭。把艾滋病藏在恥辱的幕後反而會幫助它的蔓延。勇敢地說出有關艾滋病的問題才能減慢它的傳播速度。”
我總共接診五百多次，HIV呈陽性的只是一百多例，很多人都是自我恐懼，自我懷疑。因此排除說服非患者，成爲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一次一位四十多歲的知識分子如約前來，說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央求我給他確診治療。他言辭懇切，聲淚俱下，說自己在某個場合與一個女子有了性接觸，不久後便發燒，消瘦，食慾性慾減退。他認定是得了艾滋病，又不敢去醫院求治，已經強忍了八個月。我說你親近的人中誰最瞭解你？他說是妻子，我說明天你和妻子一起來，我給你做全面檢查。在體檢中我發現他的肺部有問題，準確地說有一側的呼吸已經聽不到了。轉院後不久，他妻子告訴我他已被確診爲肺癌。可他在手術後仍不斷地給我打電話，堅稱自己是艾滋病，希望轉回我這裏治療。
1996年春節前，在單位的新年聚餐會就要開始時，有一個病人打電話求助，同事們都希望我能參加聚會，說春節後再約吧。我婉拒了大家的好意。每位艾滋病患者都是經過反覆的思想鬥爭纔敢來就診的，必須保護他們的積極性。
因爲他目前仍在接受治療，不宜暴露真實姓名，就叫他H吧。
他非常焦慮地向我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他年僅二十八歲，是同性戀者，近來經常發燒，全身乏力，淋巴節腫大，他的性伴中已經有人患艾滋病。
經過抗體試驗，爲陽性。他確是一名艾滋病人。根據我多年的經驗，對確診的艾滋病患者，醫患之間的第一次交談非常關鍵。要多用關切啓發式語言，要給他們指出希望的所在，要讓他們真切感受到我們是可以信賴並能給他以幫助的人。
看着我手裏的檢測報告，H一臉恐怖，眼睛瞪得大大的，不停地向我追問結果。爲了儘量淡化他的陽性反應，我平靜地說：“因爲你早有思想準備，不錯，正像你想象的那樣。”不等我往下講，他哭了，低着頭抽泣不止：“徐阿姨，我可怎麼辦呢？我活着還有什麼意義呢？……”
半個月後的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H的電話。他聲音模糊，像是喝醉了酒，說是要和我作最後的告別：“讓我最後叫您一聲‘媽媽’吧，希望您能大聲地答應我，我現在特別想媽媽。這世界上已沒有幾個人挽留我，我知道這樣做很對不起您，但我還是要走了……”我急了，問誰在他身邊，他說小萬在身邊，我說快讓小萬接電話。我嚴肅地警告小萬，H的安危由他負全責，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馬上叫一輛車把H送到我這裏來。小萬還算聽話，他採納了我的意見。
我立即穿好衣服，出門去迎他們。
當時已是11月份，站在瑟瑟的寒風中，我有一點發抖。很多人說我從事着一項艱難的工作，與醫生的概念相去甚遠。我卻不以爲然，只要是工作就總得有人去做。在深夜的寒風中焦急地等待了近一個小時後，我才體會到了一點所謂“艱難”的滋味。在我的不懈努力下，終於成了我的住院病人。在他生日的那天，我親手做了一張賀卡，上面畫了兩顆心，爲寫那一句話，我想了許久：“心靈的力量是永恆而不可戰勝的。”
一晃三年過去了，一直堅持治療，病情也比較穩定，爲籌措治療經費，他開了一家專賣裝飾畫的商店，生意還不錯。他家裏人也早已和我取得聯繫，在確定幫助他的辦法時就和我一起商量。現在H每週打來一次電話彙報自己的情況，每次我都叮囑他少喝酒，不要吃冷食物。
爲了讓艾滋病患者有一個溝通暢敘的地方，我們特意騰出一間病房作爲“常回家看看”的活動園地。艾滋病感染者或他們的家屬，包括已經接受治療和尚未接受治療的，都可以參加活動。活動的宗旨就是溝通信息和思想，互相傾訴，彼此鼓勵。後來我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愛心家園”。H每個月都到愛心家園來，幫助我做新病友的思想工作。有的人或礙於情面或性格孤僻，不願意來，不願意交流，我們也不勉強。與癌症患者一樣，心胸開朗，積極配合治療，與性格封閉不能配合治療的，存活時間和治療效果都是有很大差異的。
我曾接診過一對艾滋病患者夫妻，男的急性發作，到醫院一個多小時就死了。我幫助他的妻子小馮料理完喪事，建議她也去醫院查一查，不料，她卻跟我吼起來：“我們的災難已經夠多了，我還有十歲的孩子啊。”
他們夫妻二人都是外資企業的中方代理，我對他們的瞭解僅此而已。以後，她和我說了真心話。我很高興，因爲讓艾滋病人把心裏話都說出來，可能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
她談到自己天真爛漫的童年和青春歲月，談到她曾經美滿幸福的婚姻家庭，還談到她奮鬥的坎坷與艱辛，最後她談到死亡談到孩子，她說：“真沒想到您會對我這麼好，使我再想到自殺就覺得慚愧，覺得對不起您。我雖然給孩子留下了房子和部分財產，但我不知我委託的人日後能否盡心地照顧好我的孩子，如果您能替我……”
我不想讓她再說下去，趕快岔開她的話題。不是我自私。我都這麼大歲數了，身體又不是很好，實在不敢輕易答應別人的請求。不能兌現的承諾，對雙方都是難以解脫的折磨呀。
後來小馮去世了，在幫助她料理喪事的時候，我看到了他們不幸而又可愛的孩子——婷婷。兩年前我送走了她的父親，現在又送走了她的母親。看見孩子，讓我既心痛又內疚。
孩子很懂事地走過來給我鞠躬，說徐奶奶我早就聽說您了。我握着孩子的雙手說：“好孩子，今後要保重自己，要好好地生活，有解決不了的困難就來找我。”
以前每送走一位艾滋病人，我就與他們的親屬斷絕往來，但這次是唯一的例外。不是我冷血，而是我得替人家着想。每個艾滋病患者，都爲他們的家庭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和煩惱。病人一旦去世了，他們的生活才能逐漸恢復平靜。我又何必去打擾他們的生活呢？
在小馮夫妻倆相繼去世後的第一個中秋節，我提着一盒月餅去看婷婷，還讓她作了體檢。所幸的是，她最終的血檢結果呈陰性，我懸着的心終於落了下來。
做醫生幾十年，徐蓮芝就忙了幾十年，從未留給自己一點時間。所以有人說她是沒有自己時間的醫生。假如真能有屬於自己的時間，她會做什麼呢？
我們全家都是搞醫的，我和愛人是大學同學。日常生活十分簡單，家裏的陳設大多都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老古董，一張幾十塊錢的舊飯桌，用了近三十年也捨不得扔。我肯定不是出色的家庭主婦，好多事我都做不來，就拿做飯爲例，我常做的就是煮麪條。只有孩子們回來或有親戚朋友來，才鄭重地做幾樣飯菜。
好在我和愛人在大學時就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不以爲苦，反以爲樂。
做了四十多年的醫生，我突出的感覺就是時間不夠用，知識不夠用，病人的痛苦總是讓我心緒不寧，牽腸掛肚，惟有不停地工作才能慰藉我無能爲力的歉疚。
目前有一點時間都用在寫書上了，已先後出版了《艾滋病臨牀病例圖譜》、《實用艾滋病治療指南》等書，現在正在整理典型病例。好在除工作之外，沒有其他嗜好。文藝、體育都不行，只有從小就喜歡畫畫，只是喜歡而已，一直沒有機會受專門訓練。但這畢竟是我有待實現的心願，有畫展什麼的我總想去看一看。
除醫生之外，只有繪畫最適合我。我早就想好了，等我真的不做事了，就一定去學繪畫，我相信是能畫出一點成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