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的一位農民，持續腹瀉、低燒達10個月，輾轉省內各大知名三甲醫院，花掉了家裏所有積蓄、借債不下10萬元，卻沒有一位醫生爲他檢查HIV。最終在解放軍總醫院、北京佑安醫院被確診爲艾滋病！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題是“全民動員”。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李希光教授，在獲得聯合國頒發的艾滋病防治特殊貢獻獎後呼籲：應該更廣泛地向公衆宣傳艾滋病防治知識。
“連腸子都快拉出來了”
2008年2月，黑龍江省佳木斯樺川縣農村的王軍（化名）一家過完春節，正爲新一年的農活兒做準備。
王軍突然出現了腹瀉、低燒。春節期間胡吃海塞，過後發生腹瀉、腸胃不好，這是常事，所以一開始，家裏人都沒太上心，給他買了些藥吃。
可怕的是，此後腹瀉就沒再停止，一天上十來次廁所，大便剛開始是稀的，後來就是水狀，只比尿液渾濁一點，“難受時感覺連腸子都快拉出來了”。
剛開始在鄉鎮醫院開了一些治腹瀉的藥，但一切無濟於事，眼看着他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家人着急起來。
王軍是家裏的小兒子，今年28歲，孩子已3歲，在家種地過日子。入伍當過3年兵，身體一直非常結實，“從來沒得過病，感冒對我來說都是稀罕事兒。”
3月初，王軍的父親和他的妻子帶他上佳木斯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就診。因爲身體特別虛弱，醫院建議王軍住院治療。爲了查明病因，醫院爲其做了血、尿、肝功能、腎功能、腸道等全身檢查，甚至包括淺表淋巴組織、腫瘤的排查，最後的診斷結論是：重度黴菌感染。
在該院住院治療24天后，身體狀況精神了很多，大便次數和稠度都有了一定的改善，醫生說病情基本治癒，讓王軍出院回家。花去共2.5萬元。
省城求醫遭遇醫托
回家不到一個月，暫時緩解的腹瀉、低燒又捲土重來，這次更嚴重，王軍大腿開始發軟，走路也需人攙扶。
4月，年邁的父親揹着王軍上汽車、轉火車來到省城哈爾濱。出了車站就直奔當地有名的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一院。因爲聽說大醫院專家號不好掛，一大早他們就趕到了醫院。
剛進醫院掛號大廳，一位女士上來搭訕，自稱在該院工作：“你這種情況我們醫院見多了，各地來的患者，這樣的病不在少數，得趕緊治。我父親以前就和你的病症一模一樣，當時都快不行了。西醫治了很久都沒有好轉，可吃了幾服中藥馬上就好了。”
接着，她給王軍介紹了一家距哈醫大附一院不遠的一家中醫醫院，並將這家中醫院的地址和電話寫給了他。
王軍沒有在哈醫大一附院掛號，便迫不及待地去了那家中醫院。一名老中醫簡單地爲王軍把了把脈，問問了病情，診出王軍“虧血、虧氣、虧腎，營養不良，毛病還真不少，麻煩得很，必須得馬上服藥治療，幸虧運氣好，經人及時介紹過來，再晚了就麻煩了。”
毫無戒備之心的王軍一下子就買了1840元錢的中藥，共40服。
回到家，藥吃了10多服，王軍病情毫無好轉，腹瀉更嚴重了，而且喝了藥還覺得噁心，直到這時，王軍纔想到，掛號大廳裏那個女士估計是個醫托。
5月份，父親揹着王軍再次趕往哈爾濱，爲了避免再碰到醫托，他們這次去了哈醫大二院。做了4天的檢查，就是沒找出病因。
省城的醫院既然都沒檢查出毛病，那應該是沒什麼大事，抱着僥倖心理的王軍再次返回佳木斯。還是按照腸道病毒感染，使用抗生素維持治療。
這次回來後，王軍的病情慢慢出現了好轉，腹瀉、發燒，精神情緒均有改善。一家人這才鬆了口氣，看來這不是什麼疑難雜症，可能只是前面的治療藥物都沒有用對症。
外科醫生診爲黴菌中毒
9月初，天氣剛剛轉涼。腹瀉又突然襲擊了王軍，發燒、消瘦、全身發軟也再次接踵而至。
還沒忙完農活，父親就再次將王軍帶往省城。這次他找了個遠房親戚，託一位哈醫大四院普外科醫生看病，儘管腹瀉應該找內科診治，但“熟人放心”，還是決定讓這位外科醫生治療。
同樣進行了一系列化驗、檢查，診斷結果爲“深度黴菌中毒”。22天住院治療，黴菌指標確實得到了控制，腹瀉症狀也有所減輕，王軍已能下地自如行走，食慾也有所改善，醫生說他已經治癒，可以出院回家。
“看來看病還是得托熟人！”全家人打心眼裏感謝那位醫生，高高興興地把王軍接回家。儘管醫藥費又花去2萬餘元，他們還是覺得非常值得。
回家剛一個月，腹瀉又開始了。
省內的大醫院都走遍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去醫療條件最好的北京了。
他和妻子雙雙感染
11月5日上午，他們剛到北京就打車直奔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此前王軍的父親已向多處打聽，那裏是中國最好的醫院之一。
到了解放軍總醫院直接掛了急診號。醫生問診後開出化驗單，結果1小時後就出來了。“拿着結果的護士見到我，眼光怪怪的。”王軍的父親感到不祥。
當晚6點左右，幾名穿着軍服的人來到急診病房，詳細詢問了王軍患病的經過和家庭情況，然後單獨告知王父，其子患了艾滋病。
第二天，醫院安排將王軍轉往北京佑安醫院，這是一家傳染病專科醫院，有專門診治艾滋病的科室。
11月25日，輾轉佳木斯、哈爾濱、北京等地，經歷10個多月艱辛的求醫，花掉了家裏所有積蓄和借債籌集的10餘萬元，最終在北京佑安醫院拿到了一張猶如晴天霹靂般讓人難以接受的化驗單：王軍已身患艾滋病，並已傳染給自己的妻子！
可直到被確診艾滋病，王軍連艾滋病傳播的三條途徑（性交、血液、母嬰傳播）完全不懂。面對殘酷的診斷結果，他纔回想起1999年在部隊時獻過一次血，退伍後在廣東打工時談過一個女朋友，有過無安全措施的性生活。
所幸，王軍的孩子沒有被感染，“如果孩子感染了，我也就不想活了……”王父聲音逐漸哽咽。“最對不住的就是兒媳婦，閨女到我們家染上了這個病，叫我怎麼和親家交代啊……”
爲什麼？爲什麼？
一位28歲的農民，輾轉於佳木斯、哈爾濱和北京長達10個月、先後到6家國有大型醫院診斷，花去10餘萬元，最終才被確診爲艾滋病，此時他的妻子也被確診爲艾滋病患者——讀完這樣一個沉重的故事，編輯不勝唏噓。
我們不禁要問：爲什麼？
長時間腹瀉、發燒、免疫力低下是艾滋病患者的典型症狀，這些醫院爲什麼就沒有想到要做個HIV檢查？
這位28歲的患者，當過兵，外地打過工，並不是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式農民，爲什麼沒有懷疑過可能感染了艾滋病並主動向醫生說明？
此時此刻，對於患者，我們無法過多地苛責，只能寄予無限的同情，幫助他度過難關；而發生在醫療機構上這些匪夷所思的事，只能提醒我們：加強艾滋病防治知識的普及是多麼地任重道遠，尤其是我們的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