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崇陽7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72名是農民的新聞，引起坊間議論紛紛，這些感染者中，有59例是打工期間感染的；只有3例是吸毒和輸血感染，餘下70例全是經性途徑感染（《長江日報》11月1日）。儘管沒有農民工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整體數據，但農民工成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羣，應是不爭事實。此番衛生部長的表態，應該是官方首次就農民工可能成爲艾滋病高發重點人羣的迴應，其坦誠、負責任的態度令人欣慰。
艾滋病當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艾滋病在農民工這一缺乏基本防護意識與措施的羣體中傳播。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能力僅能維持一個人的生活，調查顯示，即使是經濟最發達的珠三角地區，絕大多數農民工的月收入依然不足千元。這些農民工只能集體住在簡易工棚，處於生育和性活躍期的他們如何自處，就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同性性行爲之外，不正當性關係成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大淵藪。
論者每每喜歡強調農民工人羣的防護意識缺乏，事實上，個體對健康、衛生、安全的需求與這個羣體的經濟水平往往正相關。這也是爲什麼在很多城市的城鄉接合部會有那麼多髮廊、按摩店、小賓館。現在的農民工已不比30年前20年前那一代，未必完全不瞭解防艾常識。之所以飛蛾撲火，不過是因爲生理煎熬與僥倖心理。
11月24日，衛生部部長陳竺日前在上海表示，衛生部已考慮明年對農民工等重點羣體加強工作力度。陳竺還透露，性傳播已成爲我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尤其是同性性行爲所引起的艾滋病傳播已佔到傳播總數的32％。衛生部長沒有透露具體將如何加強對農民工羣體的工作力度，我想，首要的還是摸清感染人數、傳播途徑、感染譜系等。進行細緻周密的調查時，還要給予被調查者足夠的尊重，而不是有意無意地加以道德評判。以往過度強調道德價值，結果只能是讓人數龐大的農民工隱匿病情、迴避調查——那些患病農民工更在乎感染後被鄉親們知道。
其次，政府、社會都應對農民工羣體多一些關懷，應將其視爲與其他社會羣體平等的公民。這方面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依然舉步維艱。如北京市衛生部門此前宣佈，北京人將全部免費接種甲流疫苗，這個“北京人”一開始並不包括非京籍人員，後來在輿論追問下，才又宣佈，衛生部門也考慮接種人羣的擴大。
相應的，城市政府是不是應考慮建設一些更“廉租”的住房，使常年分居的夫妻有個短暫的容身之所？城市各相關部門是不是也考慮繁榮一下農民工的夜生活？相關部門是不是考慮以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帶着記者採訪，給農民工分發一些安全用品？對於城鄉接合部那些髮廊、賓館、按摩店之類可能提供性服務的場所，不要總是想起來就查一次，關閉一陣，過一段時間就讓它們繼續開張？
當然，農民工何以自處其實取決於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如果聽任兩三億之多的農民工一直這樣漂泊下去，籠罩在農民工頭頂的艾滋病魅影將很難徹底散去，交叉感染還可能使情況更加嚴重。因此，最根本的應對之策，在於暢通農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徑，加快這個轉化的速度，讓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過上一種正常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