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分析一下就會發現，我們對艾滋病問題的解決辦法還相當簡單，與歷年預防世界艾滋病日主題相比（儘管我們現在可以同步進行），我們的任務還需要落實到十多年前的主題上，如1991年的主題“共同迎接艾滋病的挑戰”，1992年的主題“預防艾滋病，全社會的責任”等等。今年的主題雖然美好，“LIVE，LET LIVE”（相互關愛，共享生命），但其聲音仍需要漫長的通道才能傳到全社會的耳朵裏來。
這就是說，政府和全社會在迎接艾滋病挑戰中還有相當多的侷限。隨着社會的發展，政策與法律將會越來越有利於解決艾滋病問題。但解決問題需要落實到具體的組織和個人那裏。目前的艾滋病人或關心艾滋病問題的各界人士難以一蹴而就。因爲在影響政府決策和運用法律手段時，艾滋病人多是無能力的“弱勢羣體”，而媒體和NGO等社會資源的介入過少。由此造成的現狀是，面對龐大而分散的艾滋病人羣，我們只有政府執行層面的少數公務員和社會層面更少的NGO志願者迎戰。正因爲此，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在其今年發佈的“河南艾滋病、法律和人權”的課題報告中雖然提出“感染者有要求血站（主要是政府血站）和政府衛生部門賠償的權利”，但也只能向政府建議：“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特別是那些國家應該對其感染艾滋病病毒負責賠償的賣血和輸血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療和合乎人性的照顧。”要知道，從提建議到參與公共決策，還有不短的距離。#p#副標題#e#
由歷年預防世界艾滋病日主題可以看出，艾滋病對社會的挑戰是長期的，我們對艾滋病的攻堅戰不可能像對待非典那樣短平快。說到底，迎接其挑戰，需要大量的社會資源，如人力資源、媒體資源、技術、資金等等的大量傾斜投放，只有資源的社會分佈達成某種均衡，艾滋病纔不再成爲威脅。
然而，今天國內承諾幫助艾滋病家庭的組織只有如“愛知行”、中國計劃生育協會、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基金會、“紅樹林”、“愛之關懷”等不足十家，個人也只有高耀潔（河南）、桂西恩（武漢）兩人。無論是地方基層政府還是城市基層組織如居委會，都有對社會力量如NGO的不信任甚至不知NGO爲何物者，他們坐在火山口上仍不接納全社會的力量。對一些艾滋病人來說，他們不僅不知自己的權利，反而用一種“自污”的方式，一種生命認同完全背反社會的方式來討生活，而媒體也順勢稱其爲“艾滋扒手”、“艾滋嫌犯”。這些問題的解決也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它需要更多的人成爲NGO或志願者，更多的組織和個人從一個人和病人（艾滋病人）的全部生活需要出發來幫助後者確立自信、自尊。這不是過一個艾滋病日、開一次國際性會議、制定一項承諾就可以萬事大吉的。就是說，艾滋病已經成爲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攻堅戰纔剛剛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