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教授您好。針對艾滋病的防治，從法律與公共政策角度應該是怎樣一個應對思路？在今天大多數人都已經意識到還沒有非常有效的治療手段和藥物的情況下，艾滋病作爲一種後果比較嚴重的流行病，從整個社會的支付成本來說，是防略勝於治略嗎？而要在全社會範圍內有效地預防艾滋病、控制其傳播進程，是不是必須依賴於強有力的相關法律措施和公共政策的出臺？
李楯：艾滋病問題是醫學問題還是社會問題，相信經過艾滋病２０多年來在全球的蔓延和發展，每個人心裏都會有明確的答案。我個人有這樣一個觀點：艾滋病問題使很多社會問題明朗化，並把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裏的問題凸顯了出來。
從世界各國防治艾滋病的歷程來看，艾滋病問題所反映的絕不僅僅是艾滋病，要想解決艾滋病問題，有很多相關的問題需要一併解決，如社會不公問題、貧困問題、歧視問題、經濟發展問題，等等。所以說人類與艾滋病問題的鬥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觀念和社會現實的變化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從目前看，尚沒有針對艾滋病的有效藥物和治療手段，因此預防艾滋病、控制艾滋病的傳播是整個社會更加緊迫的任務。防略與治略，至少是並重的。在全社會範圍來創造一種非醫學的環境和氛圍，使艾滋病在傳播的速度上得到有效的控制，這一工作若沒有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將很難有多少成效。中國政府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中國官方總結出來的適合中國特點的艾滋病防治原則是：“預防爲主，宣傳教育爲主，防治結合，標本兼治，綜合治理”。#p#副標題#e#
記者：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國務院印發了《中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在《中長期規劃》出臺以前，我國政府是怎樣防治艾滋病的？
李楯：我們國家對艾滋病問題的關注，應該說是比較早的，也是比較重視的。從１９８５年我國第一例艾滋病人出現，國家就開始高度重視。此後針對艾滋病出臺了一系列行政法規。從法規角度的變化來看，我國針對艾滋病問題的公共政策思路，到１９９８年《中長期規劃》出臺爲止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從１９８５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公共管理思路體現的是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思維方式：把艾滋病拒於國門之外。爲此採取的措施，如嚴格的進出人員檢測制度，甚至是強制檢測，在今天看來涉及到了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侵犯。但是在中國對世界開放、與國際主流接軌的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這種措施是不可能長久的。
第二個階段的開始是從１９８９年我國雲南發現一個村落比較集中、普遍地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當時的主要政策手段是，由公安部門主導、用十分嚴厲的措施禁毒、禁娼。這樣做效果究竟好不好？今天大家也都看到了，並不明顯。
第三個階段，是１９９５年前後，衛生部發現全國２３個省在賣血、非法採血中傳播艾滋病開始。爲此國家制訂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包括《獻血法》、《血站管理規則》等。與此同時，通過性傳播和母嬰傳播的病例也在迅速增加。自此，我國進入了艾滋病病例的快速增長期。
從第三個階段開始，我國政府將艾滋病的預防與控制工作作爲關係到民族興衰、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戰略問題，而納入到政府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人對這個問題先後都有過批示。#p#副標題#e#
記者：《中長期規劃》所提出的目標，從您在基層的考察來看，落實得怎樣？
李楯：我認爲是基本到位的。有數字可以證明。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１年，中國政府分別在全球艾滋病防治政府首腦會議的《巴黎宣言》和聯合國艾滋病特別聯大上簽字，鄭重做出了政治承諾。１９９６年建立了“國務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制度”。２０００年出臺了《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從２００２年開始逐步在疫情嚴重的地區建立１００個縣級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從２００１年起，中央撥付的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由原來的１５００萬元增加到１億元，並決定從２００２年起至２００４年，每年投入２２００萬元用於河南上蔡縣等地的艾滋病病人救治工作。２００１年國家投資１２．５億元國債，地方配套１０億元，用於加強中西部地區的血站基礎建設和設備投入。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中央政府投資２９．２億元國債資金用於全國地方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建設，加強預防控制疾病的綜合能力。國家還建立了治療艾滋病藥品進口註冊及研製報批的快速通道，批准了進口治療艾滋病藥物的免稅。２００２年，解決了抗病毒治療藥物的國產化問題，目前已批准生產４種國外已過專利保護期的抗病毒藥物，使藥價由約４萬元／年／人下降到３５００元／年／人。２００３年國家組織生產抗病毒藥物５０００份，全部用於河南、安徽等重點地區艾滋病病人的救治。
衛生部副部長高強今年就中國遏制艾滋病流行行動提出了５項措施：增強政府的責任，責任落實到人；政府承諾對經濟困難的艾滋病患者免費提供治療藥物，同時，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資１００多億元加強傳染病醫療救治體系的建設；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對危險行爲的干預措施，如借鑑國際經驗對吸毒人羣試行美沙酮替代療法和針具交換、在娛樂場所實行安全套推廣策略等；保護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權益，反對社會歧視；積極開展國際合作。這些措施至少表明了政府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上的一種十分堅決的態度。#p#副標題#e#
記者：目前中國現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達到１００萬人，您剛纔也說“我國進入了艾滋病病例的快速增長期”，到底是高增長還是低增長？您怎麼看待這些數字？
李楯：數字並沒有問題。但不能簡單地看。我們國家人口比較多，地區差異也很大。這麼說吧，從全國來看，我國艾滋病病例目前確實是低增長。但是，在局部高危地區，艾滋病病例的增長速率已達到６０％，這個速率是絕對的高增長。如果我們對此沒有足夠重視與及時的措施，全國的低增長現狀很可能就會被局部地區的高增長事實所顛覆。艾滋病的傳播速度是“級數”式的，一旦蔓延開來，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達到一個很龐大的數字。對待數字，我們要有理性的認識。１００萬的數字也許並不精確，在有些人看來，或許少了，但數字的連年遞增說明了一種趨勢，傳遞了一種信息，可以使我們對艾滋病在中國的蔓延現狀有一個大致準確的形勢判斷，我認爲這些信息比數字本身更加重要，也更有現實意義。
目前中國的艾滋病發展形勢的確很嚴峻。正如數字所顯示的，在全球居第１４位，在亞洲居第２位。如果措施不得力，中國很有可能在幾年以後成爲世界艾滋病大國。以目前的感染人數爲基數，照目前的速度遞增下去，到２０１０年中國的艾滋病感染者將達到１０００萬，按１３億人口算，每１３０人當中將有一個艾滋病感染者，那意味着什麼你想過嗎？在非洲有些國家，１／３的國民是艾滋病病人，那裏的人們說：“當每３個人裏就有一個是艾滋病時，就不可能奢望所謂健康、所謂安全的性伴侶了，自然也不可能存在所謂歧視”。所以說即使面對“低增長”的統計結論，我們也樂觀不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