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歧視，簡言之，指不平等地看待，這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不要說疾病引起的生理缺陷，就是貧富差距形成的階層分化，都會形成歧視。而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視”，實際上不同於因貧富和等級差上受到的不平等看待，應該屬於對一種“不治之症”的恐懼，由這種恐懼引起的敬而遠之或防範於未然。這於普遍社會意識而言，幾乎無可厚非。
而即使在社會不公普遍存在的現實下，也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對特殊人羣的歧視。關心和維護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合法權益，具體到保障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就業權利，都符合文明社會宗旨，也是值得提倡和堅持的。
其實，艾滋病毒感染者受到的就業歧視，無非是在各種就業歧視中，看上去“有章可循”的一種，因此，反而在糾正這種就業歧視時，同樣顯得有章可循。於是，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就業歧視涉及到各行各業，受到歧視的原因也各式各樣。那麼，就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維權而言，教師行業不宜作爲反就業歧視的首選。爲何筆者稱其爲“首選”？因爲，天下公機構負責人程淵表示：“教師行業向艾滋感染者打開大門，這表明針對艾滋感染者的歧視堅冰正在消融。”把教師行業作爲消融對艾滋感染者就業歧視的破冰之舉，至少有點不諳世事。
首先，教師不是一個普通職業，這種職業絕對不能降低到只是爲了解決就業者“飯碗”的程度。即使在社會就業問題相當突出的時候，也不能爲了提供就業崗位而降低對教師的要求。這不是說艾滋病毒感染者必然不具備教師資質，而是在艾滋病毒感染者受到社會普遍歧視的現實下，在各行各業中，有沒有必要讓學校吃“第一隻螃蟹”？在各種各樣的職業中，爲何要讓“靈魂工程師”這個職業首當其衝？
其次，教師這個職業，是人與人接觸最頻繁、最密切的。雖然從病理學上基本認定艾滋病毒的傳染途徑，但作爲必要的預防，理應避開學校這種人員密集的地方。何況，教師面對的學生，都是年輕一代，就算重點保護，也是社會的共識。
再則，在人們對艾滋病還談虎色變的普遍認知下，如何讓家長們接受自己的孩子面對一個感染艾滋病毒的老師的事實？都知道現在的家長對孩子的關愛和呵護，都近乎“溺愛”的程度，怎麼可能願意把自己的孩子交到一個艾滋病毒感染者手上？
因此，在不少普通行業都不願意接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社會困境下，把教師行業作爲反就業歧視的首選是不妥的，而且，最近發生的校長和教師性侵在校學生事件，已經給教學環境蒙上陰影，家長們更有理由擔憂，“萬一病毒攜帶者心理有問題，或者在工作生活上遇到不如意，影響到學生，甚至拿學生泄憤，怎麼辦？”凡此種種，筆者以爲，教師行業不宜作爲反就業歧視的首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