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一種新發現的疾病，出現時間短，美國1981年發現第一例艾滋病，1983年才分離出病毒，這種疾病的歷史和人們對它的認識也就20多年，科學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開始肯定會恐懼，現在好多了。恐懼源於無知，認知了就不再恐懼，知道它如何傳染，又知道怎樣預防，就沒什麼可怕的了。
記者：作爲一種傳染病，艾滋病應該也具備傳統流行病學的三大環節，即傳染源、傳播途徑、易感人羣。如果切斷傳染源或傳播途徑或不就沒法傳染了嗎?比它出現更晚、來勢兇猛的SARS都被遏制住了，艾滋病爲什麼會出現今天的流行?
戴志澄：看來你是個內行。首先說SARS，它的傳染源很清楚，所以採用控制傳染源、進行很好的個人防護，易感人羣得到保護，也就遏制了它的流行。
艾滋病則不同，截至2005年6月，中國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數約84萬人，其中12萬爲已知人羣，72萬爲潛在危害人羣，也就是說，從目前來看傳染源是模糊的;
作爲第二大環節的傳播途徑是清楚的，艾滋病有三大傳播途徑——性傳播、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其中母嬰傳播所佔的比例比其它兩種要低，可以通過中斷妊娠、採取相應的母嬰阻斷措施、產後儘量避免母乳餵養等進行干預;血液傳播中，非法採供血可以通過法律進行阻斷，但靜脈吸毒的行爲方式很難改變，目前成爲中國艾滋病傳播最主要的方式;使用安全套可以杜絕艾滋病通過性來傳播，但東方人包括中國人都不習慣用安全套，這種行爲方式也很難扭轉，不安全性行爲使艾滋病由高危人羣向普通人羣傳播。行爲改變是艾滋病干預中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p#副標題#e#
易感人羣很清楚，就是每一個人都屬於易感人羣，因爲現在沒有疫苗，沒有藥物能夠預防，誰都可能通過三種途徑被感染。我們一般把整個人羣分爲三類：高危人羣(包括靜脈吸毒、賣淫嫖娼、男男同性戀、性病患者、結核病患者、同性性行爲等)、重點人羣(醫務衛生工作者、流動人口、婦女兒童)、一般人羣。因爲傳染源的模糊、傳播途徑的無法阻斷，易感人羣感染比例不斷增加，同時又成爲新的感染源，這樣形成了循環過程，也因此造成了艾滋病的流行。#p#分頁標題#e#
從病毒本身來講，它變異得很厲害，很難找到一種對多種病毒都有效的藥物或疫苗;另外艾滋病毒攻擊淋巴血細胞的內核，而抗病毒藥物無法深入到內核，只能在表面殺死病毒，無法徹底清除。這也是爲什麼艾滋病可以治療而無法治癒的原因。
因爲艾滋病的這些特點，再加上很多社會原因，所以與艾滋病鬥爭成爲一個長期、艱鉅、複雜的任務。
中國防治艾滋病的三個階段
記者：作爲經歷者和見證人，請您談談中國防治艾滋病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戴志澄：我認爲可以分爲三個時期：1985年到1988年，可稱爲艾滋病在中國的傳入期。全國發現的HIV感染者每年只有一到幾十例，而發病者更是寥寥。感染者的身份，絕大部分是國外打工者、勞務輸出者和一些海員，那時候，整個社會，包括衛生行政部門，都把艾滋病當作“舶來品”。國家當時頒佈實施了《檢疫法》，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希望把艾滋病擋在國門之外。#p#副標題#e#
記者：作爲一個老公共衛生工作者，您怎樣看中國近年來的防治工作?
戴志澄：可以說目前我們和艾滋病做鬥爭的形勢是歷史上最好的時候。因爲我是經歷了整個的過程，原來在我們的感覺裏，認爲跟艾滋病的鬥爭好像是遙遙無期;這個分界點應該說是2003年SARS以後，中國的最高領導層按照以人爲本，執政爲民的思想，把公共衛生、把防治艾滋病提到很高的位置，創造了非常好的政策環境，科學技術環境和社會環境。
中國以越來越務實、科學的態度應對艾滋病：中國AIDS工作的原則是政府主導、多部門合作、全社會參與，防治方針是預防爲主、防治結合、綜合治理。艾滋病不再只是衛生部門的事情。近幾年來中央和地方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投入了數十億元的經費。政府對艾滋病人出臺了“四免一關懷”政策，即在全國範圍內爲自願接受艾滋病諮詢檢測的人員免費提供諮詢和初篩檢測，爲艾滋病人免費提供抗病毒藥物，免收艾滋病病人孤兒的上學費用，給生活困難的艾滋病病人納入政府求助範圍。
天花粉蛋白可能治艾滋病
記者：可以看出，在艾滋病應對的問題上，中國從政策層面已達到高度重視，但據瞭解，中國防治艾滋病仍面臨着許多困難。
戴志澄：的確是這樣。國家的政策能否很好地落實，人的認知程度極爲關鍵。儘管經過這麼多年的宣傳教育工作，但是對於艾滋病，不是所有人的認知都能達到政府高層的那種重視程度，包括有的省地級的領導。我經常去講課，艾滋病高流行區的領導無疑會對這種病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但在與有的艾滋病目前處於低流行區的幹部交流時會發現，他們口頭上講重視，實際上有這樣一種心理：別老喊“狼來了”，艾滋病流行這麼多年，我們不也沒什麼事兒嗎?——領導的這種認識會直接影響到該地區政策的實施，要知道“預防爲主”是防控艾滋病的重要手段，現在花很少的錢和精力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告訴他們，真要等到流行爆發的那天，想控制可就真來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