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哈爾濱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所組織的一次宣傳教育活動，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哈爾濱的50多名女性性工作者第一次暴露在陽光下，在公開自己身份、職業的狀態下，接受了一次預防艾滋病和推廣使用安全套的特殊教育。
整個活動歷時兩個多小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親切地稱她們爲“姐妹們”，不但給每個參加人員贈送精美的禮品，事後還將兩大箱安全套免費發放給她們，給她們留下聯繫電話，表示若需要幫助隨時聯絡。（《哈爾濱日報》10月15日）
哈爾濱市的“小姐”有幸在陽光下接受特殊教育，但在北京，她們的同行——髮廊女卻沒有這麼幸運。10月12日晚，朝陽公安分局太陽宮派出所民警夜查髮廊，髮廊女驚問：“我們做什麼了啊，你們要抓我？”“做什麼了，你自己最清楚，這是什麼？”民警指着從簾後的牀上找到的安全套反問。（《華夏時報》10月13日）
與哈爾濱市的行動類似的是，前不久，重慶啓動了100%安全套使用項目（該項目規定，一旦發現有提供性服務但不能提供安全套的娛樂場所，將被罰款並限期整改，屢教不改者還會停業整頓甚至關閉）。人們驚呼，難道賣淫嫖娼合法化了嗎？此次，哈爾濱市疾控中心組織宣傳教育活動，同樣引起了人們類似的疑慮。
其實非也！哈爾濱警方就明確表示：公安機關認同防艾宣傳的積極意義，絕不代表打擊賣淫嫖娼的力度會減弱。所以，“賣淫嫖娼合法化”是毫無根據的猜測。其實，比所謂“賣淫嫖娼合法化”更應當引起人們關注的是，這邊疾控中心給“小姐”進行特殊教育、發放安全套，那廂警方動不動搜出安全套來問蒙“小姐”，那麼疾控中心的預防工作怎麼能產生作用呢？預防艾滋病與查處賣淫嫖娼如果發生目標衝突如何處理，警方與疾控中心該如何協調立場？
預防艾滋病是我國一項重要的政策，因此，我們必須站在關係到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高度看待防控疾病的問題。鑑於賣淫嫖娼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難以根除，從實際情況出發，在某些時候，就必須將治安管理秩序的政策目標暫時讓位於疾病防控的目標。所以，警方有義務和責任配合疾控中心的預防工作。換句話說，公安機關查處賣淫嫖娼必須讓位於疾控中心防控疾病的行動。公安機關在查處賣淫嫖娼行爲時，不能以安全套作爲查處的證據；對於所有提供了安全套的娛樂場所，公安機關不能以此作爲其容留賣淫的證據；而且該娛樂場所如果提供了安全套，公安機關在發現其有容留賣淫的行爲時，應當作爲減輕處罰的依據。所以，像警方用安全套來問蒙髮廊女等類似的行爲，要儘可能避免。
而對於疾控中心來說，應當不負有協助警方查處賣淫嫖娼的義務。相反，疾控中心負有爲其在預防工作接觸到的有關“小姐”保守相關隱私祕密的義務，警方不得要求疾控中心公開相關的信息。要疾控中心既要做好預防性病、艾滋病的工作，又要配合好警方查處賣淫嫖娼的工作，就等於要求神父一方面幫助罪人祈禱，一方面要向警方告密一樣荒唐。
有時，我們爲了實現一個更重要的目標，就不得不放棄一個次要的目標，這同樣是正義的體現。讓每個“小姐”能安心去聽課和領取安全套，並不等於承認“賣淫嫖娼合法化”，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權宜措施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