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患者：不能述說的絕望

但是，自從2002年義烏市查出首例艾滋病患者以後，患者的數字每年都在增加，截止2006年11月，患者多達56人，艾滋病這個名詞就不再那麼遙不可及。艾滋病患者在我們居住的這個城市儘管還是一個小數目，但如果從艾滋病傳染的特殊途徑和擴散的速度來看，這是一個絕對不可掉以輕心的數字。如果我們仍然對它一無所知，仍然不敢正視它的存在，仍然不敢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他，仍然不能採取正確得當的方法防範它，這股潛流將會以幾何級的數據增長，裂變，更多人的正常生活會被改變，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會因此被毀。

同性戀與艾滋病有何聯繫？

艾滋病正在逼近商城，這並非危言聳聽。當艾滋病這個令人談之色變的字眼在今天已經家喻戶曉時，普通人對艾滋病的瞭解還是知之甚少，尤其是對艾滋病患者，害怕、好奇可能是人們最普遍的兩種心態。

艾滋病患者是怎麼得病的?得病後在生理上、心理上面臨什麼樣的折磨?最需要人們給予哪些幫助?

近日，記者在義烏市疾控中心幫助下，採訪到了我市兩位艾滋病患者，相信通過下面一些文字裏，讀者可以真實地瞭解艾滋病患者的內心世界。

2006年的最後一天，記者在市疾控中心防病二科見到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楊行(化名)，他是義烏本地人，兩年前和妻子檢查時發現，雙雙感染了艾滋病。#p#副標題#e#

“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怎麼會得了這個病。”

“一位艾滋病患者，當第一次得知自己得病時，除了內心極度恐懼外，肯定會存在着一個心結，到底是怎麼得上艾滋病的。”2004年，楊行的妻子查出艾滋病，隨後他本人也被證實感染艾滋病病毒，那一刻，一個本是幸福美滿的家庭陷入了絕境。

“我是個老實本分的人，從來不會在外面做什麼不軌的事情，身體一直很棒，從未住過院，也沒有輸血、補牙齒等行爲。醫生幫我推算的結論是，我們兩人應該是我妻子先得病，進而傳染給我。當時，我妻子心結更大，怕我認爲她與其他男人有性行爲，怕我用歧視的眼光看待她。她是外地人，嫁給我後生活一向很檢點，我相信她也是無辜的受害者。

“最後推算來推算去，估計是由於妻子幾年前的一次輸血引起的。不過現在這些都已經無所謂，我們也不會再去追究。”#p#副標題#e#

“患病後一年，整個人都是絕望的。”

害怕、擔心、恐懼，正如一把把利劍，無時無刻不在刺痛楊行夫妻倆的心，患病後整整一年，他們的生活裏沒有陽光。“得了這個病就等於沒有前途了，一切都完了。我們無法像正常人一樣預期未來。他們可以想象自己哪一天做爺爺奶奶，而我們卻根本不可能，因爲我們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

據楊行回憶，這一年夫妻倆心態很不好，脾氣暴躁，常常爲一點小事就爭吵起來，況且兩人當時都沒有固定工作，家裏經濟狀況不好。“我妻子那時已經發病，必須靠藥物維持，當時國家還沒有出臺免費發放艾滋病藥物的政策，這些藥費用又特別高，即使是國產的，一年下來也需要好幾萬。從我妻子生病到2005年4月領到免費藥這段時間，半年不到的時間總共花了五六萬。家裏沒錢，只能跟親戚朋友借，每次借錢都很害怕，不知道找什麼藉口。”#p#副標題#e#

“我們是病人，但我們更是心理健全的人。”

一些人有這樣的盲區，認爲感染上艾滋病的人心態是不正常的，會採取某些極端的手段報復這個世界。這也許是極小部分艾滋病患者的不良心態，絕大多數人都如楊行說的：“我們是病人，但我們更是心理健全的人，其實我們更怕把病傳給別人，所以做事特別謹慎小心。我們得病已成事實，身邊人有沒有得病纔是我們最關心的。”楊行的艾滋病病友裏有一位女大學生，當她得知自己染病時，立馬給曾經交往過的前男友打電話，希望他去醫院做相關檢查。

楊行還說，自從他和妻子患病後，便千方百計避免與家人、孩子有親熱行爲，剛開始的時候就連碗、筷都是分開的。“其實我們也知道這些都不會傳染艾滋病，但總是心裏有障礙。以前我們時常愛到親戚或朋友家串門，那段時間就沒去過，也就是自己把自己隔離開了。”#p#副標題#e#

“在這個社會上，人們對艾滋病的誤區太多了。”

對於艾滋病患者而言，病症可怕，但更可怕的還是人們戴着有色眼鏡去看待他們。“這些年，媒體對艾滋病宣傳增多了，可往往是12月1日“轟炸”一番，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前些天我去杭州參加一次抗艾活動，有家電視臺記者居然問一位艾滋病患者，爲什麼攝像機照着你，你就害怕，不說話。他們根本不知道，如果我們赤裸裸地暴露在公衆面前，那我們之後的生活會遭遇什麼樣的尷尬。”

“有位艾滋病友和我說，有一次他去某醫院做外科小手術，爲慎重起見，特意提醒醫院開刀時小心一點，沒想到醫院居然打電話到疾控中心覈實此人是否爲艾滋病患者，當得知其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時，馬上拒絕爲他動手術。

“這樣的事情還有許多許多，有時我們爲了安全會告訴醫生自己的情況，有的醫生就不敢用手直接接觸，有的醫生刻意做了許多消毒措施，還有的醫生在非典時甚至誇張地戴起防毒面具，因爲他認爲空氣是會傳播艾滋病的。連醫生都有那麼大的誤區，更何況是普通老百姓，有回某地組織艾滋病患者去旅遊，整個飯店服務員知道後全逃走了，主辦方只得派醫學院的護士做服務生。所以，不是我們不願意透露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只因爲這個社會給我們的壓力太大了。”#p#副標題#e#

“政府的關愛使我們逐步走出黑暗。”

“好在有政府的關懷、關愛，讓我和妻子在一年時間裏，相繼走出圍城。”去年四月，參照國家“四免一關懷”政策中“我國對農民和城鎮經濟困難人羣中的艾滋病患者實行免費抗病毒藥物治療”，楊行的妻子接受免費藥物治療，這使得他們在經濟上鬆了一口氣。“經濟負擔少了，明顯感覺一家人都輕鬆許多，漸漸我和妻子交流也多了，夫妻倆有時候也會談到艾滋病，但卻不涉及到究竟還能活多久等一些敏感的話題。妻子已接受了患病發病的現實，她現在最大的目標是爭取多活幾年。”

“我很想回報社會，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勇敢地站出來，大聲告訴別人，我是艾滋病患者。”

這兩年，楊行時常陪妻子到外地治療，蒐集艾滋病信息，瞭解各地艾滋病情況，現在他已經可以算是一個“艾滋通”了，有時候醫生都還要向他諮詢。“我真的很想回報社會，把我所知道的常識、信息告訴大家，做艾滋病的義務宣講員。但現在我還不能，沒有這個勇氣，因爲我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畢竟我還要考慮父母和孩子的感受。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勇敢地站出來，大聲告訴別人，我是艾滋病患者。”

“其實，楊行現在已經在用另外一種辦法實現自己的願望，他經常接觸一些艾滋病患者，相互溝通之餘也爲他們做心理輔導。”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

楊行誠懇地說：“艾滋病患者最需要的是心理疏導，尤其是剛得知自己患病之時，需要有人拉他一把走出困境。我想，一個同樣患了艾滋病的人說的話更具有說服力，如果有這方面需要的艾滋病患者，我真的很願意做他們的心理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