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隊長性侵案改判死緩 受害人資料照片）
救援支隊長聶李強性侵姐妹花致一死一殘被改判死緩，媒體要求法官給個說法：公證與否？我想聽你說！
2016年1月，陝西原救援支隊隊長聶李強在一小區門外等人時，遇到兩名14歲和16歲的女孩回家，遂起性侵的歹念，並用榔頭猛擊兩女孩頭部，且對一名還在掙扎的女孩實施猥褻後逃離現場。
事後，姐姐經搶救無效死亡，妹妹經鑑定屬重傷。
這是一個在當年引起強烈反響的惡性大案，兩年了，人們一直在等着司法的公正，好在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2016年12月5日，西安中院對聶李強案公開審判，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聶李強死刑。
這樣的判決符合人們的心理預期。
可是令人沒想到的是，聶李強提起了上訴。
2018年1月20日，陝西省高院做出了終審判決，撤銷原判，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聶李強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由於聶李強屬於累犯，對其限制減刑。
一審判死刑，二審改判死緩，這樣的判決有點出乎意料。
沒錯，改判是二審法院的權力，而且在司法判例中，這種情況也很多。
但是，減刑一出，一直關心此事的網友不幹了，實在不懂爲什麼犯下這樣惡性的人竟然可以得到“法律的寬容”？
質疑一：90萬是聶李強本來就該賠的
法制日報認爲，從法律規定來看，刑事賠償，甚至是被害人家屬的諒解，都不是減刑的正當理由。
《刑法》規定得非常清楚，中國大陸的刑罰分爲主刑和附加刑。有期徒刑、死刑這些屬於主刑，罰金、沒收財產、剝奪政治權利這些屬於附加刑。
刑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由於犯罪行爲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並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這裏的賠償受害人經濟損失，是屬於罰金的部分，也就是附加刑部分。
附加刑，是因爲主刑對犯罪分子的處罰還不夠全面，所以要附加更多的處罰。
也就是說，本案受害者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和經濟損失，法院本來就應該判處聶李強向受害者賠償損失，聶李強賠償的90萬本來就應該給，也必須給。
更何況，爲受害者提供司法救助是這個社會應該做到的事，幫助其支付醫療費用，並對其予以一定的經濟補償，法庭更應該做的是，推動司法救助程序運轉，而不是搞"背對背調解"。
質疑二：被害人家屬並未原諒聶李強，也沒寫諒解書，怎麼就減刑了？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樑聰提及"賠償減刑"時表示，"賠償減刑"有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法官需要徵求受害人或其家屬的意見，他們同意調解，願意接受經濟賠償並在一定程度上諒解被告人的罪行，纔可能調解。
而於本案而言，據媒體報道，被害人真的是迫於無奈，不得不接受殺人犯的賠償款，但依舊堅持不肯出具《諒解書》。既然被害人不肯諒解，又談何"司法修復"？
質疑三：衡量聶李強強姦殺人案的性質，他該減刑麼？
聶李強案中被害人律師張慧清律師說，國外很多國家都有刑事被害人賠償制度。賠償制度被經常認爲是一種衡平救濟，很多國家授權法院，允許判處被告人緩刑並需支付罰金、賠償和彌補被害方因罪行而遭受的損失。
但是，"賠錢減刑"不等於"花錢買命"。依據"罪刑相一致"原則，並不是賠償的履行一定可以減輕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畢竟，社會危害性的程度和大小往往無法通過金錢來衡量，錢不能彌補一切。
2012年7月，最高法公佈了《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了刑事案件中"賠錢減刑"只能適用於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的犯罪。嚴重危害社會治安、主觀惡性較深的案件，即使積極賠償也不能從輕處罰。
聶李強案性質之惡，其一，聶李強沒有"自首"情節，西安警方在2016年1月19日已經將他列爲嫌疑人，懸賞通緝，而他是在三天後才跑到派出所投案的；
其二，聶李強對兩名未成年受害人先殺後奸，脫下褲子性侵，行爲極其惡劣，理應加重懲罰，而不是從輕發落；
其三，聶李強還是個累犯。早在2010年他就有強姦前科，服刑直至2013--，五年內不思悔改又犯下強姦殺人案，更應該加重懲罰。
就算所謂"賠償"在刑法裏屬於減輕刑罰的情節，但這三個加重處罰的理由也不應無視，更沒道理因爲聶李強賠償了他本該賠償90萬，就可以從死刑減爲死緩。
所以，這一次聶李強的減刑，公衆輿論需要法官一個解釋。
這不僅是爲了解平息輿論，而且還可以乘機給民衆上一堂法治大課，提升全民的法治意識，增強民衆的法治觀念和法治精神，壞事會由此會變成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