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貧富混居”政策的不獨是蘭州，武漢市也曾表示今後將不再成片開發經適房；重慶市爲了應對“公租房成爲貧民窟”問題，也將公租房與商品房混居安排。上述“貧富混居”的政策初衷，無疑是爲了避免“貧民窟”的出現，消除貧富隔閡，促使貧富交流，帶動貧困者致富。但“混居”之後就一定能消除“隔閡”，促進“交流”嗎？
報道中說，由於部分拆遷戶交不起物業費、暖氣費等，導致同一棟樓上的居民開了“兩個門”，正常繳費的走一個門，交不起費的走一個門。如此區別對待，反而會擴大貧富之間的心理隔閡。還有一個商住小區的住戶說，即便自己住進去了，但看到人家豪車豪房，吃穿都是最好的，對他們和孩子也是一種刺激，不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這樣非但沒有促進“貧富交流”，反而將貧富對比以一種刺眼的方式展現出來，比較之下，低收入者的不幸感會更加強烈，與政策初衷適得其反。
中國城市社會，已非傳統的“熟人社會”，一年到頭不相來往、不知對門鄰居是誰的情況已成普遍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寄望“貧富混居”可以促進“貧富交流”，進而帶動貧困者發家致富無疑是一廂情願，富富之間尚不往來，還能寄望富者去“扶貧”？
低收入者從來都不缺少致富的願望和想法，只不過是沒有資金，沒有創業條件而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掣肘他們致富的不是住在哪裏，而是謀生空間和致富通道過於狹窄，“貧富交流”也於事無補。消除貧富差距，顯然不能靠設想之下的“貧富交流”和“富者帶動”，而應該靠科學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促成一筆小額貸款比幾次“貧富交流”更實際，寬容對待擺攤設點的低收入者比讓他們住進豪華社區更人性化。
而且，解決低收入者住房問題，把保障性住房建設任務推給開發商，在商品房之間插花套點廉租房，只會“富人不買賬窮人不領情”。爲低收入者做事，首先得弄清楚人家需要什麼，絕不是一廂情願地認爲他們住進了豪華小區，與富人近了一點，就自然變成致富能手了，也不是隻要與富人住在一個小區，貧富隔閡就自然消失了。蘭州“貧富混居”政策遭遇的尷尬，值得深思。#p#副標題#e#
事情起因
持續的高溫，持續走高的房價，在此背景下，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如何解決？日前，蘭州市出臺政策，決定將市政府主導的保障性住房建設實行“貧富混居”。而此前，湖北省武漢市也提出，不再成片開發建設經濟適用房，提倡富人和窮人混居。
一個是“貧富混居”的願景，一個是實打實地實施，都引起了各方的爭議。有分析人士認爲，“貧富混居”的動機是好的，是爲了避免“貧民窟”的出現，但結果卻未必如此，“富人未必買賬，窮人未必領情”。
《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貧富混居”的爭議遠非“買賬”、“領情”這麼簡單，這其中暴露的是地方政府建設保障性住房的困境。
貧富混居
“富人”不買賬“窮人”不領情
關於蘭州市推行的“貧富混居”政策，媒體所報道的蘭州市民馬世傑的幸福生活似乎是一種絕佳詮釋。
馬世傑一家五口，妻子沒有工作，大女兒因病失去勞動力，二女兒已嫁，小女兒還在上學。家庭收入主要是馬世傑的退休金和大女兒的低保金，每月不足1250元。全家擠住在一間12平方米的土坯房內，沒有廚房，沒有衛生間。
今年年初，馬世傑作爲蘭州市第一批享受到廉租房待遇的居民之一，搬進了62平方米的廉租新房，“新房子一個月才30多元錢的租金”。
媒體報道稱，馬世傑“很滿足”，但是卻沒有報道其他人的想法。“貧富混居”是真的“很滿足”，還是真的有爭議？《法制日報》記者進行了調查。
在蘭州市雁灘一所豪華商住小區的門口，記者採訪了一名賣桃子的小商販，他對於自己能夠住進這樣豪華小區的可能性完全否定。他說：“即使政府出臺了政策，給了我們優惠價格，住進去了，但這兒極高的物業費我也負擔不起。更何況看到人家豪車豪房，吃穿都是最好的，對我們和孩子也是一種刺激，不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
同樣，一位開貿易公司的老闆也對“貧富混居”的做法不能接受：“我們花高價買的房子，就圖的是一個環境，一種氛圍，這樣對我們也好，對孩子的教育也好。”
這位先生做了一種假設：假如和“窮人”住在一起，萬一他們交不起物業費、暖氣費，難道我們也跟着受牽連？
蘭州巨信房屋中介公司董事長陳學禮對於蘭州出臺的由政府主導的“貧富混居”這一政策頗爲詫異，他表示，“還是第一次聽說”。
在陳學禮多年的二手房經營閱歷中，出現混居情況的，一般是由於房地產開發中涉及到拆遷房，纔會和商品房“混”在一起，而這種結果一般會出現很尷尬的局面。
陳學禮告訴記者：“由於拆遷戶都是低收入家庭或者城市周邊的農民，所以拆遷的房子往往都供不起暖氣費、物業費，也沒有物業管理，居住環境也不好。”
更爲尷尬的是，由於這部分拆遷戶交不起相關的費用，導致同一棟樓上的居民開了“兩個門”，正常繳費的走一個門，交不起費的走一個門。“這樣的小區蘭州太多了，至少有十幾個吧。”陳學禮說。#p#副標題#e#
一廂情願
開發商稱商品房講究的是身份
記者調查發現，不管是低收入者，還是高收入者，似乎對“貧富混居”這一政策都不可接受，這一點或許在蘭州市政府的意料之外。
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辦公室主任孫建中對記者表示，貧富雜居，不會讓某一層次的人全部集聚在一起，更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
而據孫建中的描述，推行“貧富混居”的具體做法，即在土地出讓時對房地產開發商降低一定幅度的土地價格，要求他們開發出一定比例的限價房。
由此可以看出，在“貧富混居”政策的實行中，還有一個主角——房地產開發商。那麼，開發商又是如何看待這一政策？
主營房地產開發的蘭雅集團董事長宋愛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蘭州的這一做法肯定行不通，政府要做的不是在商品房裏安插廉租房，而是要加大力度增加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設和供給。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蘭州某開發商則明確表示反對這一做法，他以質疑的口氣反問記者：“商品房和廉租房能放在一起嗎？”
他認爲，這面對的是兩類消費人羣，物業公司所要面對的是兩種管理，收費標準也是不一樣的，根本沒辦法放到一起。
蘭州的不少開發商認爲，商品房和廉租房不屬於一個類型，前者是“優房”，是開放商爲有條件的人羣開發的優質的住房，而後者則屬於保障性住房，屬於政府爲無房者提供的最低條件的住房。
一位開發商表示，商品房是爲購房者提供一種供其享受的服務，而廉租房僅僅是爲低收入者提供一個可供居住的房子，僅此而已。二者一個是“有房住”，一個是“優房住”，商品房講究的是環境、服務、品質和身份。#p#副標題#e#
住房保障
政府責任不該推給開發商
就在低收入者、高收入者、開發商三方質疑“貧富混居”政策的同時，一位長期關注蘭州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專家也堅決反對“貧富混居”這一政府主導的做法。他表示，這根本沒有任何可行性，也違背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原則。
“在一個高檔小區裏面，安插幾戶貧困者住進去，顯得不倫不類。”他說，“保障性住房建設屬於政府的工作，不應該推給開發商。”
“退一步講，即使政府在土地出讓時給開發商減免了一部分費用，但是這能夠保證開發商會拿出好的房子給低收入者嗎？”他認爲，相反，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開發商把錢拿走了，留下的卻是採光、戶型、樓層都不好的房子。
“商品房裏硬塞廉租房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研究中國三產化的著名學者賀有利認爲，我國目前城鎮仍然是中高收入者偏少，低收入者偏多，住房保障需求極大。我國目前城鎮化率僅爲46.6%，如果城鎮化率達到80%以上，將有6億農民進城居住，政府的住房保障任務非常艱鉅，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加快建設公租房和廉租房。
賀有利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加快建設公租房和廉租房，必須認真考慮地方政府的財力。目前地方政府的財力已非常緊張，許多地方政府已經負債累累。一方面，原來用於增加財力的土地現在用於廉租房、公租房建設；另一方面，建設廉租房、公租房又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地方政府的財力根本無法長期承擔大量的廉租房、公租房建設。由於保障性住房的欠賬很多，即使所有用地都用於保障性住房，所有財力都用於保障性住房，在短期內仍然解決不了許多住房困難戶的居住問題。即便地方政府用鉅額資金解決了相對少的住房困難戶，而大多數住房困難戶仍在等待，“這本身也是不公平的”。
“更爲重要的是，居住廉租房、公租房的低收入者在收入提高後，廉租房、公租房的退出機制在我國很難落實，目前許多城市已遇到廉租房、公租房的退出難問題，多年來沒有退出1套廉租房、公租房。”賀有利說。
對此，賀有利建議，政府住房保障應以租金補貼爲主。租金補貼的住房保障制度是向低收入的住房困難戶發放租金補貼，資金數量相對較小，政府財力負擔小，可以對低收入的住房困難戶實現應補盡補。低收入的住房困難戶收入提高後則停止租金補貼，退出機制易於實行。在此情況下，如果政府仍有財力，可進行適當規模的廉租房、公租房現房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