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秋天，看《樂隊的夏天》最大的樂趣，好像不是討論最後的冠軍樂隊是誰，而是猜“五條人”什麼時候被撈回來。
五條人在《樂夏》前12期出現了四場，被淘汰三次，像在水中掙扎的人，剛冒出頭又被按下去，但這種戲劇性讓他們狂上熱搜。網上流傳着一句話：“五條人儘管浪，我們負責撈”。基本局面就是：有些樂隊活着，卻已經走了；有些樂隊走了，卻活在人們心中。
上週末，五條人重裝上陣，把各種技能點拉倒滿格，中英文、海豐話、說唱，互動，祭出一套能量密度極高的組合拳，生生把復活賽變成主場，創下了243分的隊史最好成績。另一支樂隊成員略帶豔羨的說：“他們羣衆基礎太好了”。
是，五條人這次成功出圈，我們分析下被他們吸引的是哪幾圈觀衆。
一類是愛追流量明星的粉絲，主張顏值即正義，口頭禪是：“你知道人家多努力嗎？”；第二類是比較專注的樂迷，看《樂隊的夏天》不光聽主唱，還關心編曲、樂手演奏技巧，以及歌詞內涵；第三類觀衆心態就比較包容了，隨時蹲等各類好瓜，只要能給自己帶來快樂就行。
這三圈兒觀衆互有交集，但能做到打通，需要藝人同時具備顏值、好作品，和綜藝感，可能也只有在《樂隊的夏天》這類平臺上能充分展露出來。
周迅在節目中問他們最近紅了什麼感覺，仁科答“飄了，little 膨脹”。五條人最近確實特別忙，接受無數採訪，上直播、商演不停，順手還接幾個廣告，仁科憑藉一句“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立馬成爲了金句王，也成了諸多品牌爭奪的寵兒。採訪當日，他們蓄了一天的鬍子茬，據說是爲第二天拍剃鬚刀廣告用。
當然他們也沒忘了本行，在等待復活期間，五條人到廣東番禺郊區一家廢棄工廠裏辦了場雲端音樂會。還在沒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潛入天津某地鐵站，玩了一票真‘地下音樂會’，很多加班晚歸的天津市民趕上這撥了。
時間、地點都特別五條人，他們作品風格和人的質地是統一的。仁科還說他一直有個願望，去一家大工廠、或者大監獄裏開演唱會，爲那裏的人唱歌，不要錢都行。看來是要把‘人民藝術家’稱號做實。
他們那感覺，就像是花椒、芥末、大蒜、伏特加匯成的一股清流，盪漾在土和洋的交界水域。都浪成那樣了，周迅對他們的評價居然是：誠實，一種優美。
我們在一個初秋深夜，喝着酒、吃着花生進行了本次採訪。五條人發言是有分工的，仁科主說，他思維跳躍，有時候好幾句話堵在嘴裏，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國語來表述，會卡。整晚他重複最多的話是“舉個例子”和“我要扯遠一點”。阿茂在旁邊抽着煙，需要他Say something時，會進行有益補充。
看過一些五條人早期的視頻採訪，那時候阿茂作爲大哥主說，仁科剛二十出頭，只在旁邊捋着長髮做安靜的美男子。大概從2013年左右，仁科變成那個更能說會道的人，但普通話一直長進不大。
這次採訪大概進行了兩小時，我們先把進度條拉到高潮部分，就是當筆者提出想把“該尷尬就尷尬”這句話用做文章的標題時，仁科表現得很興奮，他用力拍手，然後用長手指在空中甩了一鞭子，大聲說：“很好，對，那就太好了！”
交待下談話背景。那個問題是：“這次出圈迅速躥紅，部分原因是因爲他自帶的幽默感，會擔心未來很多觀衆只爲他的綜藝感買單，而忽視五條人的音樂嗎？就像某位業內前輩的經歷那樣。”仁科說他現在上通告，不會費心去想什麼金句，沒有梗就是沒有，一切都順其自然，氣氛冷場他也不會補救，該尷尬就尷尬。
這就是五條人目前的基本態度。回想起他們在《樂夏》第一場演出臨時換歌、順利被淘汰還滿不在乎的樣子，沒變。
近兩個月五條人的一系列爆發，好像都起始於在《樂夏》舞臺上那次意外。
現在我們倒帶，回到7月25日晚上。假設他們當時沒換歌，就用普通話唱《問題來了我再告訴大家》，然後超級樂迷按寫好的臺本提問，他們按部就班地作答，一切都將很順利，且尋常。那他們也只是一支來自偏遠縣城的民謠樂隊，說着磕磕巴巴的鹹味普通話，觀衆甚至不會認爲“郭富城頭”和人字拖鞋是一種 Style，可能覺得，這就是錢鍾書筆下那種“落伍的時髦，鄉氣的都市化”。
可但是，仁科在手風琴前奏後間歇的1.5秒中，做了一個重大決定，換歌。
怎麼會這麼隨性呢？燈光老師嗓子都氣啞了。
要知道，五條人樂隊已經成立12年了，出過六、七張專輯，得了不少獎項，但多數觀衆此前對他們一無所知。作品再好，也需要一個捅破天窗的機會。《樂夏》無疑是一次良機，可他們最爲人稱道的，恰恰是面對機遇表現出的任性和寫意。想知道他們這種隨性不羈氣質是怎麼修煉出來的。
一個人的性格和行事方式，跟他成長史中每一天的經歷都有關，不如我們把時間條再往前拉25年，回到海豐這個原點上，聽他們如何講述兩條道山靚仔的養成，又如何在音樂之路上相遇，看能不能拼湊出解讀五條人的線索。
海豐少年
提到五條人，就不能不提到廣東小鎮海豐，這個臨海的城市如今仍然有大部分的人沒去過。然而這裏確實兩個人最初相識的地方，寫滿了曾經的回憶。
仁科：
我出生的地方叫捷勝，沿海小鎮，那裏沒有火車，哪怕是汽車也是最後一站。我爸當時開了家卡拉OK廳，不是現在KTV那種，是一個大廳，上面掛着迪斯科玻璃球，花錢點歌就可以上臺唱。我爸唱歌很好，他嗓音能高能低，情感充沛，大家都喜歡聽他唱歌。我第一次登臺是小學三年級，跟我媽合唱《縴夫的愛》，所以現在也算舞臺經驗豐富。
上四年級時，我爸做生意失敗了，爲躲債搬到幾十公里外的海豐，但是債主還會找上門來，有時候剛開始熟悉環境就又要搬家，很煩。那時候家裏很多年沒有電視，但你總得找一點娛樂，我就開始看《故事會》，養成了閱讀習慣，也不是說爲了提高文學修養，就是打發時間。當時海豐有一家舊書店，賣各種雜誌、小說，一塊錢可以買兩本品相好的《故事會》，差的更便宜，我會先在店裏看一小時品相好的，看夠了，再買幾本最爛的走。
初三時我接觸到餘華的小說《活着》，那個文字質感就不一樣了，後來還看了三遍《在細雨中呼喚》，就此告別了《故事會》。我當時作文寫得不錯，但是每次語文考試，別人會先做前面的題，最後寫作文，我是一上來就寫作文，盡興地把它寫完，前面題能答多少是多少，有時候就顧不上了，所以分數很低。
整個初中我都沒怎麼認真學習，主要的興趣在畫畫上，考試的時候同學都讓我幫他們畫，就石膏方塊、球體那些，但是我自己總是不按題目畫，比如讓畫一個水壺，我就畫一個人在樹上走什麼的，所以老師給我零分。不過我確實畫了很多畫，爸媽也鼓勵我畫，最後決定去上工藝美術中專。
有一陣很愛模仿黃家駒唱歌，也開始玩吉他，別人說我唱得跟他一模一樣，但後來覺得這種稱讚沒什麼意義，即使黃家駒還活着，他也不會跟過去的自己唱得一樣，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特色。後來我就開始質疑很多港臺歌星的演唱技巧，包括那些動作、髮型，都是程式化的表演方式。
2004年春節，我在海豐原創音樂會上見到阿茂，他的演唱很特別，不是那種常見的流行腔，很酷，我們很快成了朋友。同時期還接觸到萬曉利這些獨立音樂人的作品，都是打破常規的創作，開始喜歡這類音樂。
我從工藝美術中專出來後，去了海豐一家貝雕廠上班，每天就是在貝殼上畫鯨魚、海豚什麼的，幾個月畫了一千多個，實在忍受不了了，就想去廣州投靠阿茂。去廣州真不是爲了有更好的發展，我只是想離開海豐。
茂濤：
我跟仁科相差五歲，但是八、九十年代剛開放的時候，可能相差十幾歲的人，接收到的外來文化是一樣的。海豐離香港很近，所以受港臺歌曲、電影的影響很大，學生時代，大家都有過傳聽《港臺十大金曲》、抄歌詞的經歷。
我從小就喜歡音樂，當時我們有位數學老師，他也學過音樂，經常會教學生唱歌，學簡譜。小學畢業典禮上，大家合唱了一首梅豔芳的《似是故人來》，是羅大佑作的曲，那個氣氛還是很開放的。
上初中迷上搖滾樂，是因爲看了魔巖三傑在紅勘體育館的演出，覺得竇唯、唐朝他們拿個電吉他甩頭髮很酷，就抱個掃把在家裏模仿。後來到處找人學吉他，你感興趣就會想辦法去接觸這些，我們不會像那些從小被家長逼着練樂器的孩子，不覺得玩音樂是需要努力堅持的事情。
改革開放後，中國很多縣城景象差不多，都是喧鬧、躁動的。海豐東門頭那邊，總會有很多人坐在那裏，換港幣，我們叫倒港紙，那種場景特有意思。我經常會去那裏玩，唱卡拉OK，打檯球，那個時候流行戴墨鏡、梳郭富城頭，騎摩托，就是耍酷。《道山靚仔》基本描述的是那段生活。
我當時特別喜歡唱歌，但是沒什麼自信，覺得自己聲音啞啞的好像很難聽。後來聽了國內很多很個性的音樂人的歌，他們的唱法都很有個性，有的是凸出個人聲音特質，有的乾脆就是方言演唱，我就想，你們都能這麼唱，我也可以，他們帶給我一種可能性，後來我唱歌就完全放開了。
其實我高中時的願望是做導遊，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想報考旅遊管理專業，但是成績不好，高考失敗了。後來我就去廣州華師大找我哥，他當時在那上學。我每天去圖書館看看書，蹭一些電影課。爲了賺生活費，我去一家音像店上了三天班，當時是打口唱片盛行的年代，我很快摸清了門道，決定自己當老闆賣打口碟。進貨時偶爾會發現寶貝，還要裝作若無其事，跟賣主說這個破盤我拿回去聽聽，跑回家興奮得直跳腳。
海豐有個朋友叫“區區五百元先生”，他是個酷愛音樂的美術老師，有回他跟我說想辦一屆海豐原創音樂會，把愛好音樂的朋友都聚在一起玩，2004年春節這件事就實現了。我就是在那次音樂會上認識仁科的，他當時只有十六、七歲，上臺表演一點都不怵，給我印象很深。
廣州走鬼
五條人的音樂創作始於他們到廣州後的生活。兩個人聲音的識別度很高，曲風也有自己明顯的特質，甚至歌名都取得別有風格，什麼《夢幻麗莎髮廊》《曹操你別怕》《走鬼》《城市找豬》，只看歌名，人們都會好奇這背後對應着什麼樣的生活場景。
仁科：
我到廣州後打了很多份零工，還在一家樂器行賣過三個月鋼琴，最後和阿茂一起擺地攤，廣東話叫走鬼，他賣打口碟，我賣盜版書，我甚至會去圖書大廈門口擺攤，城管來了馬上跑。
當時賣的主要是些暢銷書，我自己也會看，比如當年最火的《中國農民調查》，還有《血酬定律》跟《潛規則》。雖然是暢銷書，但裏面是有真東西的，能讓你看清一些規律。有兩類書我不愛看，一類是武俠小說，覺得太長了，還有一類是成功學的書，像什麼《誰動了我的奶酪》、《窮爸爸富爸爸》，根本不想看，因爲成功學是成功的人寫出來的，社會上有多少失敗的人他不會去寫書，沒有可複製性。
我們租的房子大概有五六十平的面積，最多的時候能住11人，我是客廳的廳長，晚上睡覺會有老鼠從我身上爬過去。後來有媒體說我們的作品是描述市井小民的底層生活，帶有人文關懷，其實我們不是站在那裏去俯視別人的生活，我們寫的是自己的生活，我們也需要關懷。很多問題你提出來，並沒有解決辦法，只是尋找共鳴。
當時宿舍裏有幾把破吉他，大家沒事拿出來玩一玩，晚上彈琴唱歌到兩三點，老是被鄰居投訴。不過恰恰是這種玩法，會激發我們的一些全新的創作靈感，很多歌從這裏來的。
2006年我開始寫歌后就徹底不工作了，吃住都在朋友家。前兩張專輯《道山靚仔》和《一些風景》，主要題材是描述在當時我們在海豐的生活經歷。可能你只有離開老家，纔會對那裏的風情更有感觸，身在其中會覺得一切理所應當。然後你到一個陌生城市，各種場景又會對你產生新的刺激。
後來一些記者朋友說五條人作品有很強的“懷舊感”，其實我們不是要刻意去懷舊或者復古，我的感覺是社會走得太快了，一直在不停的拋棄，但拋掉的東西不一定是不好的。舉個例子，比如你現在從媒體中看到的廣州、北京，都是特別現代的場景，節奏很快，但是當你身處繁華鬧市，可能突然一個轉角，就看到那種慢下來的舊時光，包括人的神情，彷彿這裏不曾被時代改變，你就會莫名的感動。其實很多一、二線城市裏都會出現這樣的瞬間，它沒有消失，只是兩條線並行、糾纏在一起，多數人沒意識到，我會把這種溫暖寫到作品裏。
我們的歌詞裏很多題材都是身邊的見聞，生活中也包含着很多哲學，但大家有一個誤區，認爲只有高層次、高學歷的人才會去討論哲學問題，其實不是。我原來寫過一首歌叫《耍猴的人在月臺上看蘋果》，裏面有兩句歌詞：“在雞鳴之前我和拉麪館女服務員聊起了理想/黃昏的時候我和髮廊小姐聊一些哲學問題。” 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認爲市井裏的人每天都在聊很瑣碎的物質需求，恰恰不是，普羅大衆聊的問題有時候挺虛的。你去那些路邊的燒烤攤上仔細聽聽，很多人在聊未來的理想、生存的意義，對社會的擔憂，這些都是哲學問題。我們不要覺得只有在學校裏才能學到知識，生活中的知識才是需要重新解構去展開的。
茂濤：
我們有很多歌詞都源於生活中的鮮活場景。2008年我們在廣州大學城那邊租了一幢二層小洋樓，主要是賣打口碟和國內獨立音樂人作品。生意不好，那時候已經沒什麼人來買唱片了，但是店裏異常熱鬧，經常有朋友來玩。有天晚上大夥瞎玩瞎唱的時候，仁科脫口喊了一句：“大哥你別怕，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就覺得很酷，想把它發展成一首歌，後來結合另一個朋友講的老家戲臺上的故事，寫出了那首《曹操你別怕》。
打口碟真的是帶給我們特別多養分，你會接觸到很多小衆的、小語種音樂，比如馬裏、巴西、中東的、非洲的，還有吉普賽音樂，很多東西可以借鑑。其實根本聽不懂在唱什麼，有的還怪腔怪調的，但依然覺得很好聽、很感動，這啓發了我，也可以用海豐話來創作。像我們早期作品會把老家白字戲的唱腔加進去，仁科還嘗試用中國古樂的五聲音階，和西方現代樂器去碰撞。如果用做菜來形容，可以叫亂燉。
2009年我們推出了第一張專輯《縣城記》，獲得《南方週末》頒發的“年度音樂”獎。整張專輯基本都是用海豐話創作的，這就導致它不可能成爲一張暢銷的唱片。用方言歌唱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自然”，而不是另一種更高意義上的文化內涵。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隔膜，是一個客觀存在，語言問題在這裏只是一個“藉口”而已，音樂不會因爲語言不通而受到影響。
老虎走鋼絲
再說回節目中那個臨時換歌事件，五條人當晚的表現讓人過目不忘。你注意沒有，當他們返回第二現場時，即便被淘汰了，也得到其他樂隊的盛讚，彷彿他們做了一件別人不敢做的事。什麼樣的契機讓他們有這般勇氣？
仁科：
我們之前巡演，臨場換歌是經常的事，比如前面的樂隊用一首很躁的歌收尾，我們就接一首比較安靜的，平衡一下，或者知道下一個樂隊是很安靜的，我們故意搞一首很躁的，在我們看來換歌根本不是問題。
其實我允許演出現場帶給自己一點危險，阿茂不是說感覺來了剎不住嗎，我們很多歌不是排得一板一眼的，現場solo每一次都不太一樣，甚至不惜冒一個車禍現場的風險，我都想把它搞好玩。比如我會在臺上突然改詞，然後因爲改詞導致下一句忘詞，我寧願。
有一次在香港演出，演完開了個研討會，亞洲的很多音樂界大咖都在，其中一個是富士音樂節（fuji rock）的創辦人 Jason，他就很喜歡我們，說五條人的音樂像老虎走鋼絲，我覺得這個形容說得很好。
看過一本法國小說家阿蘭·格里耶談電影的書，裏面提到導演戈達爾拍片子時，如果遇到意外，比如下雨，他不會停下來，而是把意外捲入他的電影。就像王家衛拍《春光乍泄》時，因爲膠片用完了改用 DV拍，後來很多人還模仿他。意外能引發新的創作。
舉個例子，我們有一回去西安演出，開場唱《熱帶》那首歌，歌詞裏提到賭博。在後臺我突然看到一張麻將桌，就說把它搬臺上去。開場黑燈上去四個人，觀衆以爲是樂手呢，一開燈發現是四個路人坐牌桌上，這時候我們才上臺，整首歌唱下來他們一直在打麻將，這場面大家都覺得很好玩。還有一次在大連演出，那個投影屏壞了，我就跑回酒店把白牀單扯下來，掛上去當幕布，皺巴巴的也挺有味道。這就是把生活的問題捲進來，有歌迷說我們是搞行爲藝術的樂隊。
茂濤：
其實我們之前拒絕過一些綜藝節目，像《中國好歌曲》、《天天向上》都來找過，我們主要是覺得和樂隊的風格不太適合，怕太商業化。還有我們普通話都不是特別利索，我又不善言談，綜藝節目主持人肯定要跟你調侃，覺得未必應付得了，怕變成小丑。《樂夏》一開始我也比較抗拒，後來跟仁科溝通了很多次，畢竟這個舞臺是最接近live house的，那就去玩一場嗎，我們真的做好一輪遊的準備了。
試音時那兩首歌都唱了，導演也覺得很難取捨，考慮到《道山靚仔》是海豐話演唱，可能《問題出現我再告訴大家》更容易被接受。但我們在底下商量過，仁科選哪首都可以，大家沒太考慮比賽，已經沉浸在那種liveshow的氣氛裏，只想把演出演好，這舞臺是我們的，你們都要來聽我們的音樂，就是那種玩的狀態。
但是後面的talking環節完全在意料之外，突然間變成了仁科的脫口秀，我本來在那扮演社會大哥，被他逗得忍不住笑。自從改歌之後，我就覺得越玩越開心了，《樂隊的夏天》也允許這種意外發生。
我們喜歡嘗試些即興的東西，包括錄音時也是，有很多旋律，真的你彈下去那一下才知道會發生什麼，音樂的奇妙就在這。慢慢的這種冒險變成一個習以爲常的事情，慣性的在做，纔會產生意料不到的效果。
生存主義
五條人2010年第一番全國巡演時，去了十幾個城市，有時候在酒吧演出只能賣六、七張票，最後巡演結束每人掙了80塊錢。這麼多年，看過他們現場的觀衆可能有一、二十萬人，但在《樂夏》這個平臺上演一場，就有上億人看到，一時間炙手可熱。想知道他們如何看待這次翻身，能不能在一撥撥綜藝、直播後，還能守住元氣。
仁科：
我疫情期間把錢都花完了，所以之前有采訪問五條人爲什麼會參加《樂隊的夏天》，我直接回答就是爲了名和利，當然也補了一句，爲了更多人聽到我們的歌，就這麼簡單。我們不是要耍酷，恰恰所有樂隊都爲了這個目的。
大家好像有一個誤區，覺得搖滾樂和商業是對立的，其實搖滾樂是從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產生的，像滾石、披頭士這些，都是極其商業的樂隊。上電視，爲產品做推銷，他們可以光明正大聊商業，我們就老是有點彆扭。搖滾樂作爲流行文化，有它的反抗精神，但它的本質是拿了你的資本，還反你的資本，這很正常。所以要振興搖滾樂，不通過商業途徑是不可能的。
今天還跟阿茂聊，怎麼看待最近這些商業活動，廣告啊、直播啊，我其實沒把它完全當成一個活兒。如果爲了錢，幹完就走了，我不會，在工作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把它看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儘量從中理出一些東西。比如我會觀察導演的工作，跟其他演員聊天，聽他們的經歷，這些都是收穫。我不是賣給別人10小時，這10小時我全盤收回，都是我的經歷。
前段時間參加一個活動，導演上來就拍了拍我肩膀：“期待你的脫口秀，多來幾句金句啊”。但我那天只是去聊天的，沒金句也不能硬說，所以整個氣氛有點尷尬，無所謂，我可以接受冷場，該尷尬就尷尬。我不是要砸誰場子，很多規則我儘量配合，但是幽默這個東西屬於一瞬間的靈光乍現，設計好的幽默是沒有生命力的。
當然從功利的角度上說，不應該這樣，可能我多準備些笑料也能搞定，但討好別人還是挺累的，何苦呢，所以我們最近也拒絕了幾個綜藝節目，我知道他們想讓我做什麼。那次發揮屬於歪打正着，就毀掉也無所謂，因爲這個東西來的時候你也沒費很大勁。
來與他們聊天之前，我最好奇的一個問題是他們的英語水平到底怎麼樣。茂濤聽完問題直接搖了搖頭：我倆英語都不怎麼樣。英語太難學了，不過練英文關鍵是敢講。五年前我英語更差，大概就認識20個單詞，有一天跟一個德國佬連比帶劃聊了兩個多小時，因爲他請我喝伏特加。所以大家不要太拘泥於發音、單詞，語言溝通是全方位的。本來今年6月份要去葡萄牙參加音樂節，9月份要去德國參加藝術展，疫情耽誤了，這段時間我們真的在學英文，爲出國交流做準備。
C o n t r i b u t o r s
總監製：餘輝、王鋒
策劃、統籌：暖小團
新媒體主編：邵白
新媒體統籌：申遠
攝影：張亮
採訪、撰文：浩川
化妝、髮型：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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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提供：阿那亞Ana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