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瑗，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錢鍾書和楊絳的女兒。錢瑗於1937年5月生於英國牛津。1997年3月4日，錢瑗因患脊椎癌去世。
生於1937年5月，195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俄語系，並留校任教，1966年從事英語教學，1978年公派至英國蘭開斯托大學進修英語及語言學，1980年回國。1986年晉升教授。1993年被聘爲外語系英語語言文學博士生導師。1997年3月4日病逝，終年59歲。
錢瑗生前是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也是中國學界德高望重的錢鍾書和楊絳夫婦的女兒。她治學嚴謹開創了英語“文體學”；她關懷學生，她爲人剛正。逝世後得到許多學生、同事、同學、好友的緬懷。
他們說：“我們不會忘記錢瑗。”這話並非虛言，錢瑗離世8年，錢瑗的兩位香港學生回北師大，一位捐款一百萬港幣，設立了“錢瑗教育基金”，另一位在《香港文學》上刊出了《紀念錢瑗專輯》，錢瑗的學生和同事、好友聞訊後，紛紛寫文章紀念錢瑗。
錢鍾書、楊絳與女兒錢璦在清華
錢瑗把旁人看來是“分外之事”也都負責擔當。事例很多，如她發現外語系資料室翁某平時勤奮自學，並抽時間旁聽大學課程，便主動爲他批改作業，指導他讀書，連續幾年，從不間斷，終於使這位有志青年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民族大學的研究生。
日前，多年同錢瑗共事的陳教授談起一件使他難忘的事。1996年初，陳去錢家探望。閒談中錢瑗捧出一部很厚的辭書——《韋氏英語大辭典》。
陳不解其意，打開一看，見書頁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工整的蠅頭小字，再往下翻，幾乎每頁如此，而全書有好幾千頁，這是多麼大的工程啊！面對陳驚奇的目光，錢瑗解釋說：“我父親在下放期間，把這本辭典帶在身邊，從頭到尾看了三遍，對每個辭條都作了認真的審讀和詳盡的評註：修改、補充、更正，旁徵博引，等於重新修訂了這部辭書。”陳教授激動地說：“這可是寶貝呀！以後要靠你把它整理出來啦！”錢瑗答：“可惜我自顧不暇。”陳教授感慨地說：“錢老的學風是傳家寶，對錢瑗的影響極大。上海某高校編寫的《英語精讀課本》，是錢瑗主審。她同樣是逐字逐句，從頭至尾反覆讀了幾遍，不少書頁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跡。”
人非鋼鐵，而鋼鐵“過度疲勞”也會斷裂。長期超負荷工作，使錢瑗這塊鋼鐵出現了裂紋，先是咳嗽，繼而腰疼。讓她去看病，她說不要緊，休息休息就能好，實在不行，就在回家時順路買點藥丸吃吃，就算“治”了病。
1996年春，腰疾加劇，一日清晨竟無法坐起，瞞着老母悄悄打電話到外語系求助。儘管她不願意，可還是被“押送”到醫院，檢查發現是骨結核，脊椎有三節病變，並且不排除有癌細胞的可能。以後再查，又發現肺有問題，住進北京溫泉胸科醫院，經專家會診，確診爲肺癌，晚期，肺部積水，癌細胞擴散，已是病入膏肓了。
上述診斷結果對病人是保密的。可錢瑗早已心中有數，親友的神情、大夫的談話、服用的藥物及採取的醫療措施早已泄露了天機。可她裝作不知，不問病，不談病，似乎只是挪了挪上班地點，在病牀上依舊工作，定期給博、碩士生指導，爲國家教委《外語專業21世紀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改革》的科研課題寫研討提綱，還特地爲《中小學外語教學》雜誌寫了篇稿子。我在電話裏提到稿子的事，勸她多休息。她說：“這是還文債。答應很久的事了，欠債總是不好的。”
學校爲了保證病人休息，不讓更多人去看望，我只好打電話和寫信。一次託陳教授帶去一信，給她念完後，她顯得很高興，說這是老同學的信，小心地收藏在枕下。去年11月初，聽說病情惡化，我和老伴顧不得“禁令”，趕到醫院，我們坐在她牀前，三人相對，我深情地說：“特洛伊卡”（俄語，三人小組，三套馬車之意），她會意地微微點頭。
當年在班裏我是團支書，錢瑗是組委，海雲是宣委，40多年前的“特洛伊卡”今日重聚病榻之旁，自是感慨萬端，我們拿出老同學的照片、信件，共同回憶着以往的歲月，交談着現今同學們的情況。海雲帶來一個俄羅斯木套娃，錢瑗驚喜地說：“啊，馬特廖什卡（俄語），多可愛呀！以前我也有一個，可是……一次家裏來了個小客人，我父親不會哄孩子，就拿這馬特廖什卡讓他玩，並送給了他，我真捨不得！”只見她把木套娃一個個地打開，擺成一排，從大到小，一共五個。
她一個個地撫摩，目光中含着真情，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她一生沒生育，沒有自己的孩子，可在這垂危的時刻卻仍充滿母愛……閒談中我們問起她父親，她說：“父親也在醫院，他知道我也病了也住醫院了。
我給他寫過信，我母親經常爲我們兩個傳遞消息。可是……”她話語無限惆悵地嚥住不說了。她還告訴我們：“我母親曾對父親說，他這麼病着，真可憐。可父親說：‘我不可憐，你們纔可憐，要照看病人。’我現在覺得真是這樣，我媽最可憐。86歲了，還要照顧兩個病人。”自她入院以後，就不讓母親來看望，怕母親見到她那副樣子痛心。可是她們母女每晚通電話。
此時的錢瑗，肺癌擴散，肺功能極弱，整天離不開氧氣！癌細胞侵入骨骼，脊椎骨質疏鬆，只能平躺不動。背上的褥瘡潰爛得露出骨頭，也無法翻身治療。下身癱瘓，腸胃失去蠕動能力，不能進食，只能輸液。而全身可輸液的靜脈已經扎爛，只好另想別法。我們去的那天正趕上大夫給她做一個小手術，在左肩胛骨下開一個輸液小口。據說第一次是在右邊開的口，結果沒成功，又改在左邊，反覆折騰，其痛苦可想而知。見到我們，她笑着說：“在身上隨便打洞，真殘酷呀！”她用玩笑掩蓋自己的痛苦，爲的是不讓別人爲她痛苦。
就在這惡疾纏身、生命垂危的情況下，錢瑗仍惦着工作，想着別人——她隨時把想到的事記下來或交待別人，說自己身子不聽使喚，腦子還可以想；她張羅着爲雲南老同學的老伴治病買藥，並把一筆剛收到的稿費寄去……她有多少要操心的事啊！
她在不該走的時候走了。我曾勸她，古人說：“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要保護自己，學會說“不！”她明白這個道理，可是做不到，一干起來就忘記一切。每年的體檢“沒時間”參加，長期的咳嗽和腰疼不去診治，終於釀成大災。近來我常想：像錢瑗這樣國家多年培養的人才，全身心投入事業而不知保護自己的人——誰來保護他們？親友？領導？各級組織？還是政府？難道能看着他們一個個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無所作爲嗎？
錢瑗
第一任丈夫王德一：
王德一的大學同學黎虎在《我們的錢瑗》中，專門撰文對媒體上曾經刊登的有關 兒時的錢瑗 錢瑗與王德一婚姻的不實描述進行了補正。黎虎說，錢瑗與王德一是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認識的，當時兩人都是學校美工隊的成員，負責畫畫，並且都非常有才情。畢業後，兩人又同時留校做了老師，文革初期，在錢瑗的主動示意下兩人確定了戀愛關係。
1968年初，兩人結婚並搬入了歷史系單身教師宿舍。婚後錢瑗夫婦倆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王德一與錢鍾書、楊絳夫婦的關係也非常親密，楊絳還親手幫王德一理過發。可文革時期，王德一卻被安上了“炮打林副統帥”的罪名，不斷地遭到批鬥，最終不堪其辱在自己的隔離室北面窗戶的暖氣管上自殺身亡。王德一去世後，錢瑗便搬出了北師大歷史系的集體宿舍，回到了孃家與父母住在一起。
第二任丈夫楊偉成：
王德一去世後幾年，錢瑗一直過着單身生活。直到1974年，錢瑗才與第二任丈夫楊偉成 母親楊絳著書《我們的錢瑗》 組建了新的家庭。而此時，楊偉成與前妻的兒子已經18歲了，當上了繼母的錢瑗用自己的愛心贏得了楊偉成兩個孩子的愛。在《我們的錢瑗》中，她的繼女、繼子分別撰文深情回憶了與母親錢瑗在一起度過的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
兩人在文章中同時回憶了在錢瑗生病前的“溫馨週末”，那時候每到週六，錢瑗都會從北師大到燈市口一路買好吃的東西給他們吃，除了涼麪、上好牛肉、大塊羊肉串、牛肉餡餅等傳統小吃外，在國外生活學習過的錢瑗還會專門爲他們去買那時候很稀罕的西式點心。爲了不跟子女們產生代溝，每當沒時間看電視時，錢瑗就會提前看好電視報，然後“一本正經”地與子女們討論電視劇情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