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在夜裏醒來，躺在那兒側耳傾聽，我便滿懷嚮往，嚮往重返非洲。”明威筆下的非洲，是自由奔放的。他在肯尼亞狩獵，在荒原上滿不在乎地抨擊文壇風雲。是不是在非洲呼吸就能更加自由暢快，是否看過了非洲極苦，迴歸生活後就會更加幸福快樂?
2009年11月9日，肯尼亞洛得瓦附近的Kokuru 。來自肯尼亞北部偏遠的圖爾卡納部落的小男孩對着相機嬉笑。當時，村民們正等着看其他村民是否會推選自己發放食物救濟。當地村民通過民主投票程序自己決定哪個家庭應該得到食物救濟。當選的村民一般把食物分給那些遭受損失的村民，因爲總是僧多粥少。
“每當我在夜裏醒來，躺在那兒側耳傾聽，我便滿懷嚮往，嚮往重返非洲。”
抵達非洲的第一個晚上，海明威在日記裏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海明威筆下的非洲，是自由奔放的。他在肯尼亞狩獵，在荒原上滿不在乎地抨擊文壇風雲。是不是在非洲呼吸就能更加自由暢快，是否看過了非洲極苦，迴歸生活後就會更加幸福快樂?
剛過去的2010年三八婦女節，艾滋病仍然是全世界最受關注的婦女問題，在肯尼亞，2/3艾滋病感染者是女性，比例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2009年夏天，我參加了肯尼亞當地的抗艾滋病非政府組織Living Positive Program(LPP)的工作，去了解那個世界。
消融着乞力馬紮羅的雪
當歐美和亞洲被揹包客剖析得不復神祕，東非大裂谷、國家公園、動物大遷徙，這些關鍵詞卻吸引了大批外國遊客以平均100美元/日起的花銷涌進肯尼亞。肯尼亞著名的濱海城市蒙巴薩商賈雲集，海邊的高級酒店別墅劃下了一片片白沙灘，豢養遊客的種種浪漫幻想。更重要的是，赤道雪山—乞力馬扎羅山雪頂的迅速消融，更是讓高端旅行者將肯尼亞早早列入行程單。
肯尼亞旅遊業的傳統海外客源地主要是英國、美國、德國、意大利和法國，但因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傳統旅遊客源市場持續低迷，肯尼亞已開始大力開發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客源。從廣州飛到“非洲小巴黎”內羅畢，驅車往馬賽馬拉看野生動物，再到安博塞利看乞力馬扎羅山，一週左右的旅行成本輕易過萬。
乞力馬扎羅山位於赤道以南350公里左右，在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邊境地帶。在斯瓦希里語中，乞力馬扎羅山意爲“閃閃發光的山”。由於海拔高達5896米，雖然身在赤道卻有皚皚雪頂。山麓的氣溫有時高達59℃，而峯頂的氣溫又常在-34℃，植被垂直變化十分明顯。雖然乞力馬扎羅山並不算在肯尼亞境內，但最佳觀看地點卻是肯尼亞的安博塞利國家公園。天晴的時候，安博塞利就像是用大象和斑馬作前景的照片，而背景就是乞力馬扎羅山完整的山體。#p#副標題#e#
這裏的氣候可以說是全球最複雜多樣的，這裏對於全球的氣候變化也最爲敏感，即使是最細微的氣溫變化，也會導致最嚴重的後果。雨季剛剛結束，安博塞利的草地卻已枯黃，藏不住幾具斑馬的屍體。
在全球氣候變暖冰雪融化的背景下，乞力馬扎羅山的雪當然未能倖免。過去的80年裏，山頂冰川萎縮了80%以上，非法伐木業、木炭生產業、採石業及森林火災，都加劇了冰蓋的融化進程。乞力馬紮羅雪頂可能在未來的10年內徹底融化消失，而冰川的消失將對這個地區的生態系統帶來近乎滅頂的破壞。安博塞利將失去大量的水源滋養，失水的土地怎樣維繫各種野生動物的生命?倘若國家公園退化成荒漠，又怎能再吸引一擲千金的外國遊客?
冰川的消融也使居民的淡水供應減少。事實上，生活在乞力馬紮羅的馬賽族人已經受到雪頂消失帶來的負面影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帶，每年的降水量直線下降，咖啡和茶葉種植都面臨着威脅。爲謀生計，馬賽族人不得不遷移至山腳下的雨林保護區，因爲沒有其他替代性能源，又只好砍伐森林，用作木材，加劇了水土流失，造成了惡性循環。
氣候變暖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衍生物，當他國加速工業化的時候，肯尼亞正在受殖民統治，爲他國發展提供原始積累的土壤，走在後面的肯尼亞卻要最先承擔工業化毀壞環境的惡果。我始終記得內羅畢大學的教授深吸着煙，緊鎖眉頭對我說，你說，肯尼亞能怎麼辦呢。
百年血淚殖民史
由於長期受殖民統治，至今肯尼亞最發達的地區仍是殖民者最早踏入和重點建設的蒙巴薩和內羅畢，而全國的大部分地區，尤其是北部和東北部農牧區，土地貧瘠，衛生條件極差，飲水也成問題。人口過快增長和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衰退又造成絕對貧困人口占全國人口的將近一半。同時，貧富差距極大。我在肯尼亞採訪了當地最大的貧民窟齊貝拉，它離繁華的商業區不過五分鐘步行路程，僅僅相隔一個小市場。市場裏，水果鮮豔的色彩反射在衣着光鮮的婦人臉上，她對我說，她就住在附近的住宅樓裏，可她從沒進過齊貝拉。
肯尼亞的經濟格局和那條歷史悠久的血淚鐵路有着密切的關係。1902年，英國人建成了這條起於蒙巴薩的鐵路，企圖捆住尼羅河的源頭，販賣維多利亞湖邊的健碩黑人。爲了回收投入，英國政府鼓勵歐洲人向鐵路沿線移民。低廉的土地價格和各項優惠政策，引來了衆多懷揣致富夢想的白人貴族。他們在鐵路沿線開發咖啡和茶葉種植園，將商品經鐵路運到蒙巴薩海邊，再發向世界各地。
現在這條鐵路仍負擔着大量的貨物運輸，同時因連接草原旅遊區和海濱旅遊區而大受外國遊客歡迎。從內羅畢往蒙巴薩，你可以看見海面和清晨一起到來;從蒙巴薩往內羅畢，你可以看見猴麪包樹和大象在荒原上的剪影。火車左右劇烈搖晃，一等車廂裏的白人乘客抱怨連連，百年時間似乎從來沒走。
不論是鐵路建設還是種植園的開發，都迫使衆多肯尼亞的土著居民背井離鄉。他們被驅逐到相對貧瘠的“保留地”，其間還發生了一些種族屠殺事件，加上疾病蔓延，原本佔據着肯尼亞高地的吉庫尤人人口數量大減。由於土地不斷被侵佔，糾紛時起，到了“二戰”之後，吉庫尤人發起了“茅茅運動”，一系列抗爭後肯尼亞終於獨立。而此時，衆多殖民國已經通過那條血淚鐵路遠遠地走在前頭，留下滿目瘡痍的肯尼亞。 #p#副標題#e#
凱倫夫人的傷心地
“我在非洲曾有個農場，就在恩貢山腳下。”
自傳體小說《走出非洲》裏，凱倫夫人的種植園生活吸引了大批讀者，而她也成爲了丹麥名人，還曾出現在國家的紙幣上。凱倫·布利克森1885年出生于丹麥西蘭島一個貴族家庭。1914年，她和表兄結婚，坐着那列從蒙巴薩開出的火車，來到內羅畢附近的恩貢山下經營咖啡種植園。
八九點的晨光裏，我來到凱倫故居前，正好看見恩貢山的七個山頭浮現在花園盡頭。凱倫的丈夫常年醉心於狩獵，我想，當年的她早已習慣在動物稀稀疏疏的聲響中醒來，在吉庫尤族管家的照料下吃早餐，然後帶上她的黑色獵狗出門狩獵，期待夜間她的情人丹尼爾斯會帶來新的戰利品，然後坐在篝火邊聽她講故事。又或許，丹尼爾斯會駕着螺旋槳飛機來，帶她俯瞰角馬遷徙過河。1925年，凱倫終於和丈夫離婚，但丹尼爾斯卻在一次飛機失事中離世。凱倫將他葬在了恩貢山最高的山頭，她說，在那裏，他可以看見草原和獅子。
1931年，國際咖啡市場蕭條，種植園破產，凱倫不得不回國。一場冒險，最後還是獨自離場。儘管如此，晚年的凱倫還是時常掛念肯尼亞恩貢山下的傷心地。
凱倫應該不曾想過，恩貢山下的種植園，最後還是變成了政府的保留地;她狩獵遇險，愛上丹尼爾斯的那片草原，已經變成白人區;恩貢山上情人的墳邊，早已不見獅子的蹤影，卻可以看到山坡下的貧民窟。
走在貧民窟，好奇的兒童喜歡尾隨你奔跑在紅土路，陪你一起經過幾片不起眼的玉米田。略微枯黃的草地上，硬生生地長出了幾棵並不高聳的樹木。路的另一邊就是恩貢山下的馬沙雷貧民窟。赤貧的地方，的確存在大自然的美，但一轉頭浪漫立即終結，貧窮就在那兒，無法迴避。
走不出的艾滋陰影
同是女人，同在恩貢山下，如果說凱倫的故事還有些浪漫情懷，那麼肯尼亞給卡索尼的，卻是更加直接殘酷的人生。
卡索尼是我工作的非政府組織Living Positive Program(LPP)幫助的對象之一，是恩貢鎮的貧困艾滋病婦女。卡索尼1969年出生在肯尼亞赤貧家庭，小學輟學後便早早結婚生子;丈夫同樣出身貧寒，他患了艾滋病，很早就去世了，留下染上艾滋病的卡索尼獨自撫養六個孩子。40歲的卡索尼生活拮据，孩子的教育支出，和40年前一樣，依然是家庭的巨大負擔。#p#副標題#e#
和衆多來肯尼亞的中國人不同，我並不是什麼高端旅遊者。除了週末，我大多在恩貢鎮，也就是凱倫的種植園附近。每天我都要穿過馬沙雷貧民窟到工地一樣的辦公室開會，和同事討論當天的工作內容，然後去貧民窟家訪，到LPP的托兒中心親手翻修教室，去挨家挨戶地拉贊助，和企業談合作，或者坐上瘋飆的巴士到內羅畢工業區調研。
比起衆多的艾滋病婦女，卡索尼已算幸運—她至少有一份由LPP提供的工作。她在LPP下屬的蠟燭工房做蠟燭，還負責一些蠟燭的銷售。而大多的艾滋病婦女很難找到工作，比如LPP的另一個幫助對象索菲婭，她原在一個富人家裏幫工，僱主得知她是艾滋病毒攜帶者後便解僱了她。
LPP是一個旨在幫助艾滋病婦女自力更生的組織，建立不過兩年，每年都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者過來工作。由於資金不足和缺乏社會企業的經營經驗，LPP自身也困境重重。蠟燭工房是我們這批工作人員建起的，希望艾滋病婦女能夠學會做蠟燭的技能。恩貢鎮在旱季時隔日就停電，倘若蠟燭的銷售情況良好，也能爲組織和組織幫助的婦女帶來新的資金來源。但蠟燭工房剛建立，一次只能提供六到八個工作崗位，LPP的另一個經營實體裁縫作坊，一次也只能接收五六個婦女。爲了培訓和幫助更多的貧困艾滋病婦女，只能定期換上新人，由於沒有長期負責跑訂單的人員，有時候衣服做出來也只能堆放在辦公室裏。
2008年12月，一個新生命加入了卡索尼的家庭，這是她的二女兒—15歲的菲斯未婚生下的孩子。這給卡索尼肩上添了又一重擔。
“男人都很壞。”菲斯說。
問起孩子的父親，她說，我不知道他在哪，也不會再回到他身邊了。
卡索尼往往這麼說：“貧民窟的男人都太糟了，他們酗酒、嗑藥、作奸犯科，把艾滋病傳染給了女人，還拋棄她們，這些，我從小看多了。”
正如卡索尼所說，貧民窟中酒精和毒品氾濫，強姦事件也時有發生;生活所迫，許多婦女不得不以性交易謀生;人們寧願省下購買避孕套的錢去購買食物;加上婦女本身防範意識的薄弱—對於貧困的婦女來說，在艾滋病面前她們手無寸鐵。
據2008年底的統計，肯尼亞成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約爲110萬人，其中2/3是婦女。翻出LPP2008年的幫助對象名單，我驚訝地發現，短短一年之內，已有將近一半的名字被畫去。這些被畫去的名字背後，是一羣失去母親，很可能變成艾滋病孤兒的孩童。艾滋病有一定的潛伏期，在這一階段，儘管檢查結果是陽性，病毒攜帶者的日常身體狀況也和正常人無異，我在LPP工作時接觸的大多數婦女就是這樣的。因爲空腹服用抗艾滋病藥物ARV會對胃造成極大損傷，對於一日三餐沒有着落的貧困艾滋病婦女而言，如果身體沒有明顯不適，她們常常避免服藥，結果病情爆發難以控制，留下連母親長相都來不及記清的孩子。
貧困艾滋病婦女的生活，似乎都被拉進了一個圈：她和她生活類似，這一代又重複上一代的生活。像LPP這樣的非政府組織拉着她們艱難地衝撞這個圈的邊緣，希望從這一代開始結束這個循環，或者至少，帶着眼前的這個人跳出循環。可是艾滋病最大的誘因—貧困，依然大量存在：肯尼亞全國有超過50%的人口每日生活費不足一美元，生活在赤貧線以下。而首都內羅畢的富人區Westlands的酒吧卻是夜夜笙歌，不眠不休。
東非草原上，太陽照常升起。小說裏，凱倫看見了情人狩獵歸來的身影。國家公園裏，外國遊客悠閒地看自然界弱肉強食。蒙巴薩海灘上豔陽高照，白人遊客穿着比基尼在沙灘燒烤聚會。而眼前的卡索尼提起昨日做好的蠟燭，準備挨家挨戶地賣。這一幅幅現實切片，全都是肯尼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