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32被刷3200是怎麼回事呢?現在社會上很少有人帶大量現金出門，最多就幾百塊零花錢帶在身上備用。現在社會上都是用手機支付，或者刷卡，這樣攜帶方便，安全。但是真的安全嗎?像王先生這樣消費32被刷3200的事不只這一件，這樣的情況下消費者的權益如何能保障呢?下面男人世界小編爲你講述故事的經過。
這事兒得從2014年2月說起，當時，南京的王先生翻看信用卡賬單時，突然發現，14年的1月份，王先生的信用卡消費了3200元，這幾乎是他一個月的退休金了，但是王先生怎麼也想不起自己曾經花過這麼大的一筆錢。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王先生打印的信用卡消費記錄顯示，3200元是在南京惠東百貨超市店消費的。按照上面標明的日期和消費地址，王先生終於慢慢回想起當天購物的情景。王先生：我是2014年1月16號到的這家超市，我到那裏就買了一瓶酒，是32元錢。
爲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他立刻趕往惠東超市去詢問。然而超市老闆的回答，卻讓王先生大感意外。惠先生：他刷了3200元，我都記得清清楚楚的。據超市的惠老闆回憶，王先生3200元的消費是買了煙和酒，加起來是3198元。
然後又拿了兩個口香糖，湊了一個整數，所以刷了3200元。王先生：當時呢，買的時候呢我就拿了酒給他以後，他用那個掃碼的，叫了一聲，然後一掃，嘴裏面還唸叨一句32，卡一刷，刷完以後叫我輸個密碼，這個密碼嘛都輸慣了。
也不要看就把它輸進去了，然後自己一簽。可是超市老闆惠先生卻認爲王先生的這種說法沒有根據，因爲在刷卡時他的POS機清晰的顯示出3200元，而且王先生也簽字認可了這筆消費。惠先生：我們認爲他簽字就是認可這個事情了，而且我們在邊上劃了一個圈。
你簽字這麼多錢就是指認過了。惠先生說，按照超市的付款程序，顧客刷卡時必須簽字才能確認付款金額。爲了讓顧客看清楚消費金額，收銀員還會在交易憑證的金額上畫個圈，進行提醒。而在這筆消費中，惠先生說是他親自畫的圈。
他認爲自己已經盡到了提醒的義務，王先生也親眼看見並簽字確認了，所以這筆消費沒有任何問題。就在雙方互不相讓的時候，王先生髮現超市有監控鏡頭，於是他提出要調看超市的監控錄像。然而，在監控錄像中，王先生買酒的這段畫面，竟然不見了。
王先生：他做了手腳了，爲什麼其他的錄像都有，那個監控錄像都有，就在我買東西這塊沒有了，這不是很明顯的嗎。雙方各執一詞究竟誰是誰非雙方的分歧和矛盾不斷上升，2014年2月下旬，王先生以不當得利爲由，將超市老闆惠先生和朱女士夫婦二人起訴至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
法官是如何判決的呢?2014年4月30日，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此案。法庭上，原告王先生提出，在超市刷卡簽單的時候，他自己並沒有看金額，他完全是聽到店員說了32元的金額才簽字的。
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主審法官李慶：你在籤pos單的時候有沒有看金額?原告王先生：沒有，我本身也看不清楚。同時王先生說自己的右眼失明，左眼也受到了嚴重影響，所以不容易看清楚。爲此，王先生拿出一本2009年由南京市殘疾人聯合會核發的殘疾人證，證明自己確實是四級視力殘疾。可是，被告惠先生認爲，王先生在超市購買商品，POS機打印出明顯的消費金額，惠先生又親自在消費金額上畫了圈提示，原告王先生簽字認可。如此完整的購物流程，怎麼能僅憑王先生一句當時看不清，事後才發現，就可以認定超市多刷了錢呢?
被告惠先生：他自己籤的字那還有什麼說的了，我不知道簽了字還不算，那我們這個交易怎麼才能完成。法庭上雙方都無法提供證據證明這3200元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並且超市裏關於這一段過程的監控錄像消失了，無法直接看到王先生當時購買的商品，不過，如果能提供出當時在超市結算的購物小票，自然就能弄清事情的真相。於是，法官要求超市提供當天消費的機打小票或者當天、當月流水賬單，以此證明王先生究竟購買了什麼商品，但是，法官的這個要求卻遭到了被告的拒絕。
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主審法官李慶：我們在法庭調查當中，向被告詢問他的一個結賬的流程，究竟是怎樣子的，那麼被告的回答呢，因爲他們是一個小超市，他們從來不計算利潤的，就是賣多少算多少，我們認爲這個是不太符合常理的。錄像小票都缺失超市終敗訴要監控，王先生購物的那段錄像不見了，要小票或盤點清單，超市又說他們沒有，這眼看就成了無頭案。不過，做生意連利潤都不算，這不能不讓人心生疑慮，那麼，超市真的沒法提供購物小票?沒有留存電腦記錄的嗎?爲了驗證被告的說法，法院在庭下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員，到被告經營的超市進行了消費，在結賬時，惠先生對購買的商品進行了掃碼，並在購買者的要求下提供了消費小票。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主審法官李慶：那麼在3000多元的一個消費當中，相對於這個超市來說是一個比較大額的消費當中，卻無法提供任何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這個是不符合常識的。
法院經審理認爲，就本案而言，雖然由原告提出主張，但超市的舉證能力顯然強於作爲普通消費者的王先生，所以，由超市一方承擔舉證責任，說明王先生到底是如何消費了3200元的具體事實，更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主審法官李慶：超市這一方呢，在整個庭審過程當中，始終沒有辦法提供相應的證據，我們認爲就這一塊，超市應該承擔一個舉證不能的一個法律後果。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主審法官李慶：被告朱丹明惠先生妻子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返還原告王冠濤不當得利款3168元，案件受理費50元，由被告朱丹明惠先生妻子負擔。IFrame一審過後，被告超市的惠先生不服判決，上訴至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中，超市陳述說王先生當時是買了兩箱酒、兩條煙，酒是金六福酒，煙是中華香菸，總價爲3316元，打完折後是3200元。
這與超市在一審中所說的購買了蘇煙、口香糖等陳述不同，當法官質證時，超市也依然拿不出任何證據來佐證他的說法。2015年5月4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其實這起糾紛中，原被告雙方都沒有提交出強有力的關鍵證據。
而法庭兩次判決更多考慮的是雙方的舉證能力，從實際效果上保護了作爲消費者的一方。現實生活中，便利的新型消費形式和法律糾紛總是糾結在一起的。提醒消費者在消費現場雙方認真核對消費金額、多提醒多溝通，同時保留好購物小票、監控等關鍵證據，只要多一份細心少一點僥倖，莫名的消費單將不會再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