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項根據對京、滬、深、穗四地不同行業的1380名白領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月收入在3000-8000元的羣體中將近1/3的人與常人的性格、處事方式迥然不同，甚至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招致了“職場變態”的名聲。而月薪8000元以上的高薪白領中，“變態”者更是佔到80%以上。
在我們心目中，“職場變態”是需要被批評和挽救的，“如何給‘變態人羣’減壓，讓他們更熱愛生活，搞好人際關係”成爲熱門話題，但是，職場專家卻強烈反對這種說法，認爲這些所謂的“變態”，實際是“職業先驅”，更需要大家的理解和尊重。
因爲“過人”，所以“異常”，“變態”的名聲不公平。
高級心理諮詢師陳陽表示，“變態”對於這個羣體而言，是一個很不公平的稱謂，說法欠妥。“變態”實際上是一種由生物原因導致的嚴重的精神疾病，在心理學上界定爲“由於身體功能損害造成的精神異常，並且由此導致與常人大相徑庭的異常行爲。”
陳陽認爲，這羣職場精英之所以都被冠上了“變態”的名號，是因爲大環境對於他們既需求又不寬容的矛盾所導致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過分倡導競爭、過分推薦物質成就的時代，對於這樣的社會氛圍，個人根本上就是無能爲力。於是有一些人就會“既然改變不了，那麼就前去引領”。他們成了所謂的“工作狂”，還會強迫其他人一起衝鋒陷陣，搞得不那麼想“成功”的人痛苦不堪。他們會越來越不關注人的個體情緒，對自己、對別人與工作績效無關的感受都嗤之以鼻。
大多數人會將符合“主流”觀念的人歸爲同類，其他的則歸爲“異類”，甚至冠以“怪物”、“變態”等稱呼。這些“工作狂”的行爲方式令許多人無法接受，心裏不舒服，因爲憤怒和鬱悶而惡意地加以“變態”二字。
但是在一個企業中，業績和效益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很多人抱怨身邊的“職場變態”，其實是在抱怨自己充當了他們創造效益的工具，最終又不像他們那般拿到了切實豐厚的物質回報。因爲“過人”，所以“異常”，得了“變態”的名聲，這是很不公平的。
“職場變態”跟吃喝玩樂理念相悖，更注重精神感受和開拓進取。
一些人覺得，這羣人有悖於物質時代“吃喝玩樂”理念，是不正常的。陳陽指出，我們通常會認爲，當人有了錢一定不會再像原來那樣拼命工作，應當抽離出來好好享受生活，其實這只是一種理想而並不現實的“主流觀念”。
物慾的巨大魔力，會讓人感覺永遠匱乏，永遠處於不斷追求，又無法滿足的狀態。高等教育會使人在滿足了基本物質需求的基礎上，更加看重精神層面的追求。那些被稱爲“職場變態”的人，實際上很享受工作中不斷帶來的成就感，覺得“冒險--控制--征服”是一個獲得認同和體現價值的過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能保持長期驚人的增長率，正是有了那些被人稱之爲“變態”的職業先驅的努力。這批人中的一部分在適應商品洪流的過程中，逐步變成很重視理性與邏輯、行動與結果，全身心地爲事業付出。他們除了先行一步，還會驅策衆人跟進，在這個過程中難免犧牲一些常人的東西。這不是他們的“變態”，而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
可以說，他們站在物質時代的前沿，引領的卻不是物慾消費的潮流，而是一種開拓進取的精神。他們中有很多人是企業的基石，維持着企業高效率的運轉，守護着下屬同事的“飯碗”，同時不斷創造着更多的就業機會。所以，他們理應贏得尊重和欽佩。如果這羣人因爲無暇顧及吃穿的“非主流”生活理念，就被大衆鞭撻爲“變態”，那是一種過分的人身攻擊。
“職場變態”可敬而不可親，需要社會的理解和寬容。
在很多人眼中，“職場變態”是一種難以接受的生活方式。陳陽表示，這種生活對於人的“個體”而言，確實談不上幸福，甚至會連帶家庭和朋友犧牲很多“主流”觀念中精彩的物質享受甚至天倫之樂。也許因爲如此，會招致更多的不理解和不滿，但是他們畢竟在企業中得到了真正的賞識和尊重，辛苦付出最終換得了豐厚的物質回報，並會使家人受益良多。
在企業中，“做人”固然重要，但那是建立在“做事要做好”的基礎之上。如果避開“做事”，專門琢磨“做人”，培養出來的一定是一羣“小人”。
陳陽指出，“職業先驅”的生活理念值得歌頌，但並不值得推崇，他們是一羣可敬而不可親的人，收入不菲，扮演着社會分工後的重要角色，但是很寂寞，也難以被大衆理解。
這羣職業先驅其實也很希望得到夥伴的寬容與理解，而不只是老闆的賞識與晉升。但今天的社會氛圍似乎太倡導“變態”、“狂人”之類的說法，人們很容易將所有“非主流”的生活理念都歸爲異類，其實這並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時代背景。
其實歷史上的“先驅”，自古以來就是犧牲個人甚至家庭的利益，難度太大，所以很多人都學不來也做不到。但是至少，我們在做不到如此崇高的境界之前，先要學會善意的寬容和由衷的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