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失獨母親，舉着她寫給女兒的書《你曾來過》，背後是女兒的鋼琴和畫像。
一名失獨父親，滿是皺紋的手裏，捧着兒子小時候玩的玩具。
專家估算，我國至少有100萬個失獨家庭，每年新增失獨家庭7.6萬個。
北京市計劃生育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5月，北京失獨父母人數爲7746人，其中農村1269人，城市6477人，“這一人羣年齡偏大，精神和身體狀況欠佳，有一定的生活困難”。
記者調查，這些積極響應國家政策的“光榮一代”，除了喪失愛子的孤苦外，如今更擔心疾病、養老等一系列現實難題，但相關幫扶、保障體系滯後。
如何爲這一羣體提供有效的幫助，如何接手他們原本寄希望於子女身上的未來，成爲擺在全社會面前待解的課題。
- 北京措施
7月20日，北京市計劃生育協會表示，針對失獨家庭的幫扶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政策幫扶，包括給予每人每月2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爲止。同時可享受特別扶助的，按較高標準執行。二是精神幫扶，即以“親情牽手”項目爲載體的親情撫慰。2006年開始，北京市人口計生委、計生協在全市範圍開展了生育關懷親情牽手活動，鼓勵大學生、部隊官兵等青年羣體，與失獨家庭結爲國策親戚，爲他們提供精神慰藉和親情撫慰。
此外，“暖心計劃”以獨生子女死亡家庭爲目標人羣，爲其提供養老保險、疾病身故保險、意外傷害身故保險、意外傷害醫療保險、殘疾保險、燒傷保險以及女性重疾保險，重點解決這些家庭的養老和醫療困難，真正保障了這一人羣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同時，安康計劃和服務計劃與暖心計劃相配套，對於沒有發生意外理賠的家庭提供體檢等服務，最大限度加大保障力度。
“兒子，好好看家，我們出去玩兒啦！”
房間空蕩，整潔，甚至像賓館一般一塵不染。
“兒子，我們回來啦！”
房間依然空蕩，整潔，甚至像賓館一般一塵不染。
董毅去世14年了。
心中難過時，董毅父母會離開北京去旅遊。每次離開和返回，都會對着空蕩蕩的房間打招呼。#p#副標題#e#
習慣以“某某媽媽/爸爸”相稱
孩子離開後，董毅的媽媽通過網絡，結識了許多同命相憐的家庭。北京的幾家時不時聚一聚，“我們的痛，旁人怎麼能瞭解？”尚未坐定，幾位失獨母親的聲音顫抖起來。
她們習慣以“某某媽媽/爸爸”相稱，很少提及姓名。
“別人這麼叫我們的時候，就感覺孩子還在。”57歲的“小男媽媽”，隨身總帶着一塊手帕，“不知什麼時候眼淚就流下來了。”
“董毅媽媽”挺羨慕“小男媽媽”，“孩子是因病離開的，好歹陪着走完了最後一程。”
1998年，20歲的董毅在去同學聚會的路上遭遇車禍，沒有留下一句話。
“小男媽媽”也會羨慕“董毅媽媽”，董毅去世後，骨灰放在家中，“可以天天守着。”
小男去世後，很快入土爲安。6年過去，每當颳風下雨，“小男媽媽”還有止不住的淚，“他一個人在荒郊野外、日曬雨淋，我心疼啊。”
64歲的“孫萌媽媽”，家境富足的她曾一心想爲女兒創造更好的未來。
突如其來的疾病奪走女兒26歲的生命，前半生幸福清零，悲痛填滿生活。
大年夜，她端着飯碗突然大哭，丈夫呵斥“這日子還過不過？”她一個人跑到女兒的墓地呆上兩天兩夜，哭着一遍遍撫摸冰涼的墓碑，直到手凍得沒知覺。
女兒去世時，“孫萌媽媽”買下兩塊連着的墓地，準備百年後常伴自己的孩子。
起初，她想和女兒葬在一起，但想起女兒生前說喜歡住大房子，“就不跟她擠了。”#p#副標題#e#
失獨母親的“軟弱”和“悲涼”
45歲的“陽陽媽媽”，情願自己是六七十歲，“那樣可以離陽陽近一些，離現實遠一些。”
孩子走後兩年，老公開始很少回家，“陽陽媽媽”覺察出什麼，但失去孩子的悲傷抽走了所有的力氣，她沒有過問。
直到有次深夜想起陽陽的時候，她給老公打電話，得到的回答是“兒子都走了，我跟你沒什麼關係了。”
最後，結婚20年的老公一紙訴狀鬧到法庭，說“夫妻感情破裂，要求分割財產。”
每一次開庭，“陽陽媽媽”都一個人。站在庭上，看着老公在律師和助手的陪同下，控訴婚姻有多麼不幸，“陽陽媽媽”說“對人性心灰意冷”。
一審判決，離婚後房子歸女方，她覺得一切該結束了，沒想到老公又提起上訴。
“孩子沒了老公就是唯一的依靠，就算不能依靠，也不能成爲施害者。”“陽陽媽媽”的軟弱讓北京的幾位姐妹又憤怒又心疼，“法律說保護女人，都保護哪裏去了？”
一間不足10平米的平房外搭出個棚子，一半是廚房，一半是吳銳的“臥室”。
失去孩子後，離婚的吳銳寄居在80歲的父母門外，一晃十幾年。
逼仄的斗室內，她和父母在距離電視不足一米處一字排開。
電視裏畫面跳動，他們卻如三尊雕塑。
吳銳的媽媽說，日子就這麼一天一天過。吳銳每個月領到的200元補貼，大多都要用來控制病情，“我們活着，她才活着，那以後呢？”
記者調查北京多位失獨父母，他們孩子都是在十幾歲至二十幾歲之間，因疾病或是意外去世，大多沒有結婚和下一代。
失去孩子那年，孫文霞（化名）39歲，原本有再生一個的機會。孩子生前鉅額的治療費，讓她幾乎沒來得及悲傷，就背上債務繼續生活。債務還清已是2011年，孫文霞已快60歲了。
更多的是已沒有生育的機會。
女兒離開後，“孫萌媽媽”曾嘗試過抱養一個孩子。當她走進孤兒院，孩子們“哭喊着我就呆在這裏，我不跟你走。”她的心瞬間涼了，“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
“小男媽媽”說，抱養孩子在失獨羣體中並不是太多，“這跟愛心真的沒有關係，父母親總會跟自己離開的孩子比，精神負擔更重。”#p#副標題#e#
害怕“老無所依”的明天
焦慮，時不時在失獨父母心中瀰漫。
談到現狀，他們總會做一組比較：
首先跟失去孩子的年輕父母比——他們好歹還年輕，還能生育，還會有孩子，還有希望。“我們呢？”
然後是子女不在身邊的空巢老人——不管子女怎麼忙，他們總歸有個盼頭兒。逢年過節，還可以共享天倫。看病抓藥，總還有可以依靠的人。“我們呢？”
接着是沒有子女的孤寡老人——他們沒有擁有過，又怎麼會因爲失去傷心。再者說，他們可以成爲五保戶，成爲政策關照對象。“我們呢？”
……
有一天走不動了，生病了不能去掛號，還遭到保姆的欺負……
這是“孫萌媽媽”經常想象的場景，“我不怕死，怕病。”她說。
“錐心泣血，悲天愴地，撮土焚香，母爲兒祭。”每年兒子祭日，61歲的“李昭媽媽”都會寫詩寄託哀思，黑體加粗的方塊字堆砌着她對兒子的思念。
“國盛家破今日，老無所依明天”去年的祭詞，李昭媽媽這樣寫道。
養老、醫療，成爲大多與共和國同齡的失獨父母，最大的共同焦慮。
新聞裏說北京好點的養老院排號要10年，還說年紀大一些的失獨父母尋找養老院，被對方以“沒人簽字，出了問題誰負責”理由拒之門外。
這些都會讓他們緊張萬分。
調查期間，記者針對失獨父母找養老院向海澱、朝陽、大興等地多家養老院諮詢，得到的答覆是入住養老院一定要有監護人（多爲子女）簽字，如果沒有必須有所在街道或工作單位提供的相關證明。
“去哪兒找證明？誰願意管這攤子事兒呢？”失獨父母的擔憂並不是沒有來由，無論是所在社區還是原工作單位，都沒有承擔這項職責的部門。在養老體系本身存在着種種掣肘的背景下，這些失去依靠的父母們無疑更加憂心忡忡。
“即使養老院沒這麼多問題我們也擔心。”“李昭媽媽”腦海中會時常浮現年老的自己出現在養老院裏的樣子，“別人的兒女定期來看望，我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總結，無人養老，無人送終，是很多獨生子女夭亡父母普遍擔憂的殘酷現實。而入住社會養老院又面臨着重複的刺激與傷害。
穆光宗直言，失獨羣體的產生是計劃生育政策必然產生的結果，“我們應該善待他們，他們響應國家號召才走到了今天，他們老了，政府應該關心幫助他們，讓他們有自己的家園，讓他們有自己的生活，讓他們有安寧的晚年。”#p#副標題#e#
11年前規定“必要的幫助”
事實上，2001年底頒佈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法》明確規定，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傷殘、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養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給予必要的幫助。
但“必要的幫助”是什麼，具體誰執行，如何實施，均沒有提及。
“政府是知道這一羣體存在的。”2002年前後，《北京文學》社長兼執行總編楊曉升通過對6個失獨家庭的探訪，撰寫了長篇報告文學《只有一個孩子——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
這部報告文學的命運同樣悲情，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沒有出版。
“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攻擊計生政策，而是探討如何解決這個日漸龐大的羣體面臨的問題。”10年過去，楊曉升構想的救助體系依然沒有出現。
在北京，一些嘗試在慢慢進行。
西城區展覽路街道在3年前聯合轄區內的失獨家庭組建“新希望家園”，通過組織活動、心理互助等幫助失獨者走出心理困境。
豐臺區的民間團體瑞普華老年救助基金會正籌劃公益組織“螢火蟲公社”，搭建平臺幫助失獨者實現自治。
北京市計生委相關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透露，未來計生委和計生協會在政策、經濟和情感三個層面加大對失獨羣體的關注和幫扶，解決他們面臨的生活和心理難題#p#副標題#e#
“正視這個羣體的存在”
“如果我們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就是對人民的不負責任。”7月16日，國家計生委原巡視員、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原理事長苗霞說。
自1988年從事計生工作，歷任國家計生委機關黨委書記、紀委書記等職，原本到了退休年紀的苗霞，自2002年一直關注失獨羣體，“有責任去推動些事情。”
在苗霞看來，這一問題並非突然出現。同時，因深刻了解失獨羣體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以及公衆對計生工作的負面情緒，苗霞坦陳“發泄情緒容易，但要真正解決問題，需要一個完善的機制和體系。”
比如通過修正法律中定義模糊的條文，將扶助獨生子女傷殘、死亡的責任明晰，讓失獨者們不再求助無門。
比如現行計生特別扶助制度，只針對49週歲之後失獨父母，“但失去孩子到49週歲之間的真空期可能是他們最痛苦無助的時候。”
比如各級政府部門設立專門負責失獨羣體的組織，失獨者遇到各種困惑都能及時給予幫助，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求助無門。
“這些都是我們的框架設計時需要仔細考慮的問題。”苗霞透露，目前正在全國範圍內做失獨羣體的基線調查，瞭解他們面臨的切實困難，以確定最後的框架中着重做哪些工作。
“所有的基礎是，國家、政府以及全社會都應該正視這個羣體的存在。”苗霞說，“要有一個共識，他們不是負擔和不穩定因素，而是一個又一個絕望的、受傷的、對未來失去信心的父親母親。”
同時，她認爲失獨問題絕不僅僅是計生問題，離不開全社會共同的關愛與幫助，“如何幫助他們，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他們，真正關乎社會穩定，也真正考量一個國家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