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配送成爲傷亡率最高的職業之一：在上海市，每2.5天就有1名外賣小哥傷亡！
傷亡率最高職業榜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賣行業的傷亡道路交通事故共76起，相信還有更多的小剮小蹭等交通事故沒有統計。
中國外賣市場用戶規模已達6億，每週最少有4億外賣飛馳在大街小巷，是外賣小哥撐起了中國千億級規模的餐飲外賣市場。爲了一單7塊錢成爲亡命徒，在外賣小哥身上，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反思。
懸殊的獎罰和漏洞“智能算法”
外賣小哥總是在拼命趕時間，因爲準時意味着賺錢，超時意味着罰錢，首先在獎罰機制上，就存在問題。
95後外賣小哥劉威算了一筆最掙錢的賬：“送一單外賣賺7塊錢，一天能送40單，加上保底工資3000元，一個月最多掙個一萬出頭。”
看似送得多賺得多，但外賣小哥罰得更多。劉威說，“送餐超時扣20，等於三單白送。要是有顧客投訴你，先罰款200，半天兒白送。”
外賣小哥傷亡率最高
用餐高峯期，外賣訂單會在短時間內大量產生。就算是對時間精打細算的劉威，也免不了要超時，“不到一個小時讓你送六七單外賣，除非你是閃電俠。”
如果超時，劉威就先給顧客打電話，問問顧客能不能讓自己先點擊“送達”，顧客同意，就是他的小確幸。劉威說，“大多數顧客都挺體諒的，不過也有沒運氣的時候。”
8月18日那天，北京暴雨。劉威從10點開始送到下午2點，他全身淋透，“雨衣根本不管事兒，褲衩子都是溼的。不過暴雨天氣，顧客都挺理解的，都跟我說晚點沒事，辛苦什麼的”。
然而，中午最後一單劉威還是收到了投訴。“200塊啊！這半天的雨算是白淋了。”這個小夥子咬咬嘴脣，“咱也不是說客戶不對，畢竟是咱送晚了。”
外賣小哥成了時間上的窮人，劉威說，“派完單後，系統會給你算出個時間，但是系統算出來的時間是死的，送餐過程中的各種突發狀況則是無法預料的。”
劉威有次送外賣，按着地圖顯示的最短路線走，結果鑽進了死衚衕，一堵牆紮紮實實地擋在了面前，翻過牆確實就是目的地，“跑外賣地圖是靠不住的。”
如今互聯網＋送餐的模式已經發展到第三個階段——“人工智能派單”，利用大數據進行系統派單。然而，不管技術怎麼優化，更多是從平臺自身提升效率的角度來設計，而不是從外賣小哥的角度。
外賣小哥傷亡率最高
最讓劉威惱火的是商家出餐太慢，商家出餐用的時間越多，留給外賣小哥送餐的時間就越少，而大數據沒有分開算。
有次劉威眼看快超時了，就先跟顧客溝通，點了“送達”鍵。結果送了一趟回來，商家還沒出餐，餐廳經理推諉的理由更懟得他無話可說——都摁“送達”鍵了，爲什麼還要出餐？
其次，車開到小區門口，保安不讓進。血氣方剛的年輕小夥子，一言不合，動不動就槓上了。有的保安小哥一生氣，趁外賣小哥送餐時拿把鎖，把電動車鎖了。
劉威也遇到過被保安扣車的情況，可是他還要送外賣，趕時間，情急之下就給保安塞錢，“沒有錢搞不定的事兒，況且花掉的錢還不如超時罰款來得多。”
落不到實處的安全保障
外賣小哥出現交通事故，首先是安全教育沒到位，當交通事故不可避免地發生後，外賣小哥的安全保障問題，就顯得尤爲重要，然而實際上他們時刻都處在不安中，因爲保險得不到落實。
外賣小哥的用工形式分爲三種：平臺自營配送員、代理商配送員，以及衆包配送員。發生交通事故的時候，三種不同用工形式的員工根據相應的保險方案理賠。平臺自營配送員跟平臺簽約，屬於勞動合同工，簽訂五險一金，但比例很少。
代理商配送員跟代理商簽約，屬於勞務派遣工，由第三方公司勞務輸出。雖然聲稱的保險標準與自營一樣，但實際上很容易出現扯皮的現象。
外賣小哥
這些代理商多爲私人企業，鑽外賣小哥文化程度不高的空子，混淆勞務合同與勞動合同。很多外賣小哥聊起自己的保險，也是迷迷糊糊的，但又不敢去查個清楚，將信將疑地盲幹。
侯兵是跟代理商籤的勞務合同，“入職的時候讓我在合同上簽字，不簽字就不讓開工。簽完後也沒給合同，也不知道合同裏寫了些什麼。”
不過，侯兵知道自己沒有五險一金，不確定出了事故勞務公司能不能作擔保，“心裏沒底，出了事故估計還要自己掏錢。”
所以侯兵不擔心交通安全，他更擔心的是蹭到老人、撞到好車，“豪車一塊漆賠掉兩三千，被老人訛上了搭進去一天，嚴重的這輩子就準備替老人打工了。”
第三種是衆包配送員，與平臺和勞務公司都沒有關係，相當於平臺下面的個體戶。
據悉，自營和代理商配送員爲全職騎手，衆包配送員爲兼職騎手，所以在設置衆包配送員的保險時，按月來扣是不太合理的，因此採用的是衆包配送員的保險按天結算，保險費強制從送出的第一單工資中扣除，每天扣3塊錢購買意外險。
侯兵有朋友轉行做了衆包配送員，但一個月只能掙個煙錢。這種強制扣除的日險，同樣讓他感到不滿。
因爲只要這天接單，就要扣除保險。“打個比方說，你坐大巴並不想買那種三塊錢的意外險，現在送外賣讓你天天買，誰樂意啊。”
與此同時，衆包配送員沒有任何的合同，權益保障被推給了保險公司。外賣小哥的電動車大多沒有號牌，也沒有行駛證，如果沒有合法的牌照，出了交通事故後保險公司也會拒絕賠付。
在交通事故上，衆包配送員處於很尷尬的處境，侯兵的朋友說，“要是被別人撞上了，車主、保險公司互相踢皮球，要是撞了別人，就儘量私了了。”
空白的安全意識和圖快錢的心
一個勤勞的外賣小哥，能日均奔波40多公里，靠的多是自己購買的、無統一標識的、沒有上牌的電動車。
電動車屬於很尷尬的車種，即不算走非機動車道的自行車，也不算走機動車道的摩托車，灰色地帶給外賣小哥何清水提供了鑽空子的方便。
爲了趕時間，他不守交通規則地滿街亂竄——隨意變道、逆行、搶黃燈、闖紅燈、越界走機動車道、超速走人行道，“把能犯的交通規則都犯了。”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問題，外賣行業最集中的問題是時間問題，每個外賣小哥爲了趕時間都違反過交通規則，但不少人的安全意識是空白的。
爲了一單7塊錢，何清水顧不上闖紅燈，也想不到自己作爲家庭支柱真出了事故怎麼辦，何清水說，“跑外賣的時候，我腦子裏只有這7塊錢。”
交通事故一旦碰上了，傷筋動骨都算幸運的。何清水也意識到了，死神其實每天都在身邊遊蕩，“我跟出租車撞上過，還有次闖紅燈，直接跟公交車蹭上了，所幸我都沒有受重傷。”
何清水的話語中透露着一絲絲的僥倖，“傷亡事故只要不發生在我身上，就行。”
前陣子何清水的工友撞傷了，恢復後跟何清水說——以後注意點就是了，心態跟何清水如出一轍。
何清水是山西長治人，在送外賣之前，在老家挖過煤。後來煤炭行業不景氣了，跟着同鄉一塊來北京送快遞。送了一段時間快遞，被剋扣工資，於是又轉行送起了外賣。
在何清水的站點裏，有小哥一個月的送單量能達到1100單，月薪一萬妥妥的。何清水說，“月薪一萬在北京也許不算什麼，但我這輩子還沒掙過這麼多錢，在我們老家，坐辦公室的也就兩三千。”
對好多外賣小哥來說，進這行就是圖個快錢。這些涌入外賣行業的送餐小哥，大多都是何清水這樣的打工仔，他們不拘泥打什麼工，交通安全也不是他們第一位考慮的事，他們在乎的是能不能又快又多地掙錢。
在各大外賣平臺燒錢打價格戰時，外賣小哥確實享受到了行業紅利，也涌進了一波想掙一筆快錢的人。現在，外賣小哥也感受到了要被榨乾油水的緊迫感。
最近，外賣超時時間從15分鐘縮減至8分鐘，何清水闖紅燈更頻繁了。他很努力地適應這種變動，但很少去質疑它的合理性，何清水說，“都是打工的小老百姓，咱最實際的還是送好手裏的這單外賣”。
如果適應不了，“實在不想幹了就不幹了”。從挖煤小哥到快遞小哥再到外賣小哥，何清水轉換着不同的身份，當某天外賣行業不景氣了，他搖身一變，又會是另一種小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