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自：南都週刊專欄
2003年3月，在巴格達採訪，在外國記者聚集的酒店，看到幾個日本老人。很好奇，因爲美軍正在轟炸，所以這個時候不太可能還有遊客，而且，就算是平常，選擇到伊拉克旅行，也算是很特別的選擇。
走上去和他們聊天，才知道原來他們是來做人盾的，都是反戰人士。他們每天，會輪流到巴格達的一些重要設施，比如發電廠，醫院，學校等，抗議美軍的轟炸，抗議這場戰爭。
現代戰爭，轟炸已經非常的精準，除非情報有誤，把非軍事設施標註成軍事設施，也因爲這樣，他們去做人盾的地方，相對還算安全，就好像記者們聚集的酒店，當時是大家心目中默認的最安全的地方，有一點可以肯定：美國的炸彈不會把這個地方當成目標。
儘管這樣，還是很驚訝於他們的行動，主要是因爲，做人盾的，主要都是歐美人，而我對日本人一直抱着一種刻板印象，總覺得他們個人和國際政治很遙遠，尤其是這種算是小衆團體的行爲，和他們沒有關聯，更不要說，還是日本的老人。
薩達姆倒臺，在廣場上遇到一個會講中文的日本年輕人，聊起來，原來他是復旦大學的留學生。開戰之後，他去了約旦，在一個教堂做起了志願者，等待着進入巴格達的機會。現在，他和教會的其他志願者一起，每天在廣場上，爲巴格達人收集信件，因爲這個時候，通訊中斷，裏面的人急於和外面聯繫，外面的人，也焦急的想知道里面的人的音訊，志願者的工作，就是把收集的信件，代爲送到國外。
這對於我來說，又是很驚訝的事情，讓我開始反省和提醒自己，不要再用先入爲主的方法，來看待日本人。
一個老同事是北京人，移居日本之後，娶了一個日本老婆，每次談到南京大屠殺問題，這個老同事總是會和飯桌上的大家爭執起來，因爲他總是堅持自己的不相信，不相信發生過南京大屠殺。他的理由很簡單，去日本看看那些日本人。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
其實我很理解他的這種想法，每次到日本，看到日本的秩序，感受到日本人的那種彬彬有禮之後，實在無法想象，就在幾十年前，軍國主義下的日本，日本人是那樣兇殘。但是，事實就是事實，即便現在的日本社會改變了，透過政府和社會以及日本人的共同努力，日本終於告別了軍國主義，日本的價值觀和現代文明社會接軌了，日本人不再像以前，會陷入以愛國爲名義的瘋狂，歷史就在那裏，現在的好，無法否定過去的邪惡。
前段時間採訪一些日本勞工和慰安婦，原來當年最早幫助這些人羣像日本政府和企業提出索賠的，正是幾個日本人。一名一直和日本律師一起幫助這些人羣的中國律師認爲，這些日本人這樣做，也是爲了國家利益，他們很想向國際社會展示一個負責任，遵守國際規則，尊重人權的日本，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大國，這沒有任何問題。
在節目中和一個內地保釣人士聊起這點，他很不屑：“日本人幫我們，是爲了讓自己好過一些，不是真的爲了幫我們。”我突然不知道如何迴應對方，因爲如果形容對方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實在有點政治不正確，尤其是在目前這個風口浪尖，會被視爲親日，不愛國。
激進的反日人士，往往會讓我想起日本的那些右翼分子，因爲思維方式很類似。每次去採訪中國領導人訪問日本，酒店還有一些活動場所的外圍，總是會有幾輛右翼組織的卡車，還有酒店附近右翼人士的集會。最驚險的一次，是在早稻田大學門口，我們好幾家香港媒體在拍攝和做直播，幾個右翼人士站到我們面前開始謾罵，阻礙我們的工作，最終驚動警察。爲了避免事態惡化，警察勸我們先離開。這次近距離的接觸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原來這些右翼人士裏面，有不少中國人，那幾個情緒最激烈的，都帶着閩南口音，年紀都已經不輕。
2011年，太平洋戰爭70週年的時候，日本電視臺NHK向日本民衆徵集戰爭證言，當被問到，是否願意爲國捐軀的時候，年輕人們回絕的異口同聲，其中那句：‘要人家爲它而死的國家，就讓它滅亡好了”，這段時間，又開始在中國網絡上傳播。
因爲曾經的軍國主義歷史，很多人認同日本年輕人們這樣的姿態，但是如果有中國的年輕人，理直氣壯的這樣回答， 會不會被認爲政治不正確呢？甚至是不是會有這樣的聲音被聽到呢？
也因爲這樣，不管是釣魚島還是獨島，關心的日本人並不多。但不關心這些，是不是就能證明他們不愛國？至少在日本，這不是一種衡量的標準，即便有球星抱怨以下，也只是一種聲音而已。但是至少從表面上看，他們更關心身邊的事情，要求停建核電站的抗議人數，遠遠要比右翼團體的集會多的多。
有怎樣的人，有怎樣的社會，日本人在變，那中國人呢？可惜，如果從遠處來看中國人，電視屏幕上扭曲兇狠的面容，只能讓人目瞪口呆。還好，身在其中，會看到那些在人羣中舉着牌子，事後收拾垃圾的廣州中學生們，這些人是中國的未來。
PS：有怎樣的人就有怎樣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