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郭沫若，後世之人對於他可謂是譭譽參半，有人欣賞他在文學上的造詣，但是也有人不恥他的爲人，至今依然有很多人罵郭沫若。就連中國的大文豪魯迅先生都曾經毫不避諱的說他是才子加流氓。郭沫若爲什麼被罵?想必除了他生前瘋狂的挖掘陵墓的行爲之外，他本身還做過哪些讓人不解的事情嗎?
魯迅
魯迅先生曾經罵過不少的人，其中大名鼎鼎的名人也有不少。但是現在算起來，罵得最狠的，莫過於郭沫若了。魯迅曾毫不避諱的說他是“才子加珂羅茨基(流氓痞棍)”。郭沫若被罵也是咎由自取，因爲他先惹了魯迅，說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
魯迅回他一句“才子加流氓”，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要論才氣，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當中，郭沫若當仁不讓排第一，集科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詩人、作家、劇作家、評論家各類桂冠於一身，有些是官家送的，但大多卻也是名至所歸。
他的甲骨文研究、浪漫主義新詩和充滿激情的回憶錄，皆是無可否認的傳世之作。儘管當時的立場和人品多有非議，他還是順利當選了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魯迅在罵他流氓之前，也不得不先承認他是一個才子。
郭沫若
那麼，在現代中國歷史語境之下，才子是如何變流氓的? 才子與流氓之間，究竟有何內在的精神脈絡?
1892年秋天，郭沫若出生了，他是腳先落地，後來他說：“這大約是我的一生成爲了叛逆者的第一步。”郭沫若從小聰慧異常，又調皮搗蛋，喜歡新鮮事物，好做翻案文章。這樣的性格天生就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他與魯迅一樣，到日本去留學，學的是醫，更感興趣的卻是文，於是與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等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浪漫主義文學團體創造社。頗具領導才幹的郭沫若成了這個小圈子的領袖。
五四是一個思想狂飆的時代，各種思潮涌入中國，令人眼花繚亂。創造社青年晚了一步，等到他們想嶄露頭角，天下大勢格局已定，思想是《新青年》獨領風騷，文藝是文學研究會的天下。
心志高傲的郭沫若很看不起他們，認爲舉目神州，“中國真沒有一部可讀的雜誌”，“《新青年》還差強人意，但都是一些普通的啓蒙文章”，他暗諷文學研究會有“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
創造社要擠進文壇，吸引眼球，從打擂臺開始，先將臺上的人幹下來，纔有自己的生存空間。野心勃勃的創造社衆人與胡適、茅盾以及後來的新月派打了幾場大筆戰，作爲自己出道的成人禮。
郭沫若
不過，郭沫若他們之所以初出茅廬，便爆得大名，乃是樹起了一面浪漫主義的大旗。從法國18世紀的啓蒙運動開始，既有伏爾泰的理性主義，也有盧梭的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是啓蒙的一部分，同時又是對理性主義的反動。
《新青年》和文學研究會代表了五四運動中理性主義的主流，這一主流到了1920年代，受到了來自激進與保守的雙重夾擊。
保守一面來自“新派中的舊派”，哈佛歸來的梅光迪、吳宓、湯用彤等人創辦《學衡雜誌》，繼承白璧德的新古典人文主義精神，狂批胡適學問的淺薄，不知天高地厚反傳統。而激進的一面則來自創造社的浪漫主義。
在浪漫主義者看來，人不是受到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模式化的理性動物，人是有個性、有情感、有意志的。從上帝、天命與各種社會網絡中解放出來的人，是一個頂天立地大寫的人，自我就是宇宙，自我就是上帝，自我比世間一切萬物都要偉大。郭沫若在《天狗》中氣吞山河地狂吼：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世界來吞了。
郭沫若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全世界能量的總量。
此刻，郭沫若似乎是尼采與王陽明雙重靈魂附體，將尼采的超人意志與陽明的“我心即世界”融爲一體，一個包容了宇宙、自然、上帝的自我噴涌而出，巍然屹立在五四的中國。
自我，在傳統中國何其渺小，總是被各種“網羅”壓抑，個體的“小我”被家國天下的“大我”吞噬。郭沫若的一聲狂吼，激動了千萬年輕人的心靈，讓他們發現，原來在理性人之外，自我還可以如此浪漫，如此有激情：我就是宇宙!我就是上帝!
一瞬間，原先膜拜胡適的激進青年，讀了《女神》之後，都如癡如醉，跑到郭沫若一邊，成爲他的鐵粉了。
郭沫若
浪漫主義者有破壞的熱情，更有創造的激情。他們總是將世界分爲黑白分明的兩端，舊世界是黑暗的、墮落的，必須毫不憐憫地全盤打碎;新世界是光明的、向善的，值得毫無保留地張臂擁抱。
在破壞與創造之間，全賴意志的堅決與激情的燃燒。浪漫主義其實是價值虛無主義，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自我更高的實在價值，我就是世界，我就是造物主，我就是創造意志本身。
哈佛大學的李歐梵教授說郭沫若在《女神》裏面是一個泛神論者，其實郭筆下的真正的神就是自我，那個與宇宙相通的自我。他在《少年維特之煩惱》序言中豪邁地宣佈：“泛神便是無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皆是自我的表現。”
這個自我，是一個孤獨求敗的英雄，既有尼采式的權力意志，也有拜倫、雪萊式的破壞熱情。郭沫若的內心充滿了對英雄的崇拜，先是崇拜自己，接着，將崇拜比自己更強大的救世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