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日，國家圖書館開庫展覽了其館藏的文津閣《四庫全書》。這是御製七部《四庫全書》中唯一一部原書、原函、原架保存至今的。《四庫全書》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叢書，分爲經、史、子、集四部，由紀昀、陸錫熊、孫士毅擔任總纂官編修而成，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
國家圖書館面向公衆開放《四庫全書》庫房 新華社 殷剛/攝
《四庫全書》知名度極高而人們對其細節又所知甚少：人們往往都知其名、知其全，亦知其分四部，由紀曉嵐編纂。但又對這套書更爲具體的館藏情況、流傳情況、增補編修情況以及修書中發生的趣事等信息知之甚少。
記者採訪了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曉華以及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古典文獻學研究專家蹤凡，對《四庫全書》進行了更爲深入的瞭解，並將一些資料彙集成文，以饗讀者。
1.乾隆皇帝“立言”之作
曾有一熱播電視劇中有過這樣的橋段：深夜，宅院中，乾隆皇帝命大才子紀曉嵐焚燒某因言獲罪的文化名人之藏書，否則將以同等罪責論處紀昀（紀曉嵐本名爲昀，字曉嵐）。紀昀不想獲罪，更不想焚燒這些珍貴藏書。緊急之下，心生一計，便求皇帝許他四部書的“豁免權”，幾番拉鋸之下，皇帝無奈應允了。這可高興壞了紀昀，他有些得意地對皇帝說，請命人挑出這堆書中的經、史、子、集四部，剩下的我馬上就燒。皇帝愣了，因爲經史子集四部書，包含了“天下”所有的書——書自然是不用燒了。
這個橋段很可能是杜撰的，不過其中透露出的兩個信息卻是真實的：其一是“經史子集”的分類方法幾乎可以涵蓋所有的中國書籍；其二是紀昀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可以讓他“肆無忌憚”地對皇帝提出一些關於書的要求。紀昀的這個身份便是最爲後人所熟知的《四庫全書》編修總纂官的身份，正是這個身份以及《四庫全書》的修成讓紀昀名留青史。
《四庫全書》對於乾隆皇帝來說亦十分重要，這部書修成與否，直接關係到他能不能擔得起一代賢德明君的稱號——受到儒家文化影響，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們都注重“立言”，特別是三國兩晉以降，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說法，將文提高到了統治者必營之務的高度。所以，乾隆皇帝需要這樣一部縱貫古今而規模最大的叢書來彰顯自己的文治之能，這也促使他爲參與修書的人提供了諸多便利。
從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四庫全書》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部抄錄了3500多種書籍的叢書是一部近乎傳奇的圖書集成，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搶眼的外在表現之一。
然而，對於《四庫全書》的評價卻難一概而論。許多研究者都認爲，這部書在保留珍貴文獻上做了貢獻，但是因爲一些進獻給朝廷的典籍反被禁絕、焚燬，大家對其也有異議，魯迅先生對於《四庫全書》甚至有“四庫全書出而古書亡”的評價。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曉華對此作了說明：乾隆禁燬書籍一事，整個清代沒多少異議。但之後趕上改朝換代，許多對清王朝懷有仇視的學者需要論證清政府的罪惡，所以禁燬一事才被大力彰顯。這雖然這有利於推進革命發展，但難免誇大之嫌。當時就有學者孟森指出：“革命時之鼓煽種族以作敵愾之氣，乃軍旅之士，非學問之事也……不應故爲貶義。”後來，這些學者中的章太炎在晚年也承認自己早期揭露滿清文化政策的文章有誇大事實的成分。而對《四庫全書》抨擊最烈的魯迅正是章太炎的學生。
乾隆在修書過程中的“寓禁於征”也多爲人指摘，陳曉華由此還專門撰文分析此問題，她特別指出“開館修書與禁書對乾隆來說也是並行不悖的，如果書籍攻擊朝廷等並不多，對乾隆來說，是可以接受，也是可以寬容的。但是，隨着徵書越來越多，違礙驚心亦越來越觸乾隆之目，徵書也就自然走向禁書，此謂“寓禁於征”。不過，禁書是歷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改書亦是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慣用的手法，並非乾隆一個人的專利。總體而言，四庫修書仍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文化事業。”
2.歷二十年編撰完成
《四庫全書》之“四庫”指“經、史、子、集”四部，因《四庫全書》之中四部之書都有，並且基本囊括了當時的所有典籍故而稱爲“全書”。每部收錄其中的書都由編纂之人撰寫提要，並由總纂官紀昀將這些提要彙總、編寫，成爲《四庫全書總目》。“《總目》凝結了紀昀一生的心血。”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古典文獻學專家蹤凡這樣評價。而對於四部分類法，陳曉華強調：“四庫，是中國學科體系和知識系統的載體。”
關於修書的背景，陳曉華也作了較爲詳細的介紹：乾隆時期，國力強盛，政治經濟高度繁榮，有清一代的國力在此時達到了鼎峯，創下了被後世讚譽的“乾隆盛世”。由此，乾隆朝有能力也有意要組織大批人力物力對政治經濟的強盛做出進一步的烘托，以期反映盛世的宏大，以期探討更高明的政治經濟文化策略。當時的文化情況是：書坊興盛，公私藏書繁富，但藏書現狀令人擔憂，有識之士繼明代曹學佺再倡儒藏說，主張仿照佛教、道教貯藏經典的辦法，把圖書集中起來，分別藏在學宮、學院、名山古剎等妥善的地方，供學者應用，防止遭到意外的破壞。不僅如此，此時文化的發展也要求對文化做出總結。締造了“乾隆盛世”的弘曆，亦想在文化建設上超越乃祖乃父。同時我國古代學術發展到清代時臻至鼎盛，進入了總結期。當時，輯佚活動大規模展開，大型叢書大量編纂，公私藏書非常豐富。文化形式迫切需要對國家藏書及社會藏書做一次全面的清理，編纂一部反映當時藏書盛況和總結文化學術發展的大型目錄書。這項任務過於龐大，只能是政府出面才能完成。乾隆朝此前醞釀編書已經過了多年準備。隨着本土文化的不斷成熟，以及如何對外來文化做出交代總結，編撰總結性大型圖書的要求日益顯得重要。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形勢趨於成熟，於是，有了乾隆帝“朕幾餘懋學，典冊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載籍未能蒐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策府”的感嘆。乾隆下旨採集遺書，匯送京師，以彰千古右文之盛。一場規模浩大的大型圖書編纂工作從此揭開了序幕，
乾隆帝於1773年下令成立《永樂大典》輯佚處，派軍機大臣爲總裁官，與《古今圖書集成》（康熙皇帝所集）互爲校覈，擇取繕寫，各自爲書。並將每部書的大意總結出來，寫在書前，呈上裁定。將這些書彙總起來，名爲《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的編撰即由此開始。從乾隆38年（1773）2月成立“辦理四庫全書處”（後來改稱“四庫全書館”），到乾隆46年（1781）12月第一套《四庫全書》（即文淵閣《四庫全書》）謄寫完畢，歷時9年。後來又謄寫了6套，至嘉慶初年才結束，實際上用了大約20年的時間。
陳曉華和蹤凡爲記者介紹了《四庫全書》的基本館藏情況：7套《四庫全書》分別是文淵閣《四庫全書》，原藏於北京紫禁城內，共36078冊、6144函；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文源閣本原藏於圓明園內，英法聯軍1860年劫掠圓明園，一併毀於大火；文津閣本，藏於承德避暑山莊內，1915年運至北京，現藏國家圖書館。共3503種，36304冊，分裝6144函；文溯閣本，原藏於盛京（今瀋陽）故宮，1966年移藏甘肅省圖書館，共35990冊，6191函，輯書3590種；這四閣稱爲“北四閣”，因均建於宮禁之中，又稱“內廷四閣”。
與此相對應的是“江浙三閣”（南三閣）本：文宗閣本原藏於江蘇鎮江金山寺，有36340冊、6197函，但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毀於戰火；文匯閣本原藏於江都縣(今揚州市)的大觀堂，同樣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毀於戰火；文瀾閣本原有35990冊、6191函，藏於杭州西湖行宮。太平天國起義軍攻入杭州，散失不少，後由民間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全力蒐集散失並抄補佚缺，現存於浙江省圖書館。另外，乾隆皇帝命人謄抄了副本，存入翰林院，但這套副本會於1860年英法聯軍及八國聯軍的兩次劫掠、焚燒，最終散失。
3.七部《四庫全書》版本有差異
由於全書共謄抄7部，分藏7處，很有效地避免了各種條件下的“書厄”。雖然部分被損毀，但是還是有完整的《四庫全書》經歷了歷史的巨大變遷和時光的洗禮保留了下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同爲大型圖書集成的《永樂大典》，因只謄抄了兩部而分別毀於明末的李自成起義和後來的列強侵華。
不同版本的《四庫全書》皆抄寫而成，書紙皆朱標紅格，採用正楷謄抄。皆採用包背裝，裝訂成冊後再置入書套或木匣內；七閣規制皆仿照範式天一閣式樣，應“天一生水，地流成之”之說，六閣之名皆從水。書閣建成後，皆先收藏一部《古今圖書集成》。
清初，康熙皇帝已經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乾隆皇帝在下令修書時也有他的私心。“他想在‘文治’上超越他的祖父，既然已有類書《永樂大典》在前，他也就只有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編纂一套書，纔有可能超越祖父，體現自己的文治之功。”陳曉華這樣解釋乾隆的“私心”。
除卻收藏地點不同、每套所冊數、函數略有差別外，7個版本的《四庫全書》各套書間書皮顏色略有不同：北方四閣藏書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藍色、集部灰色，南三閣中文匯閣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玉色、集部藕合色（文匯閣亦如之），文瀾閣經部葵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集部黑灰色。
另外，七部《四庫全書》紙張大小也不盡相同。南三閣較北四閣尺幅較小，像文瀾閣藏書又經過丁氏兄弟等人抄補，佳紙難得，紙張質量、大小不盡相同。七部書蓋印也不同：內廷四閣每冊首頁蓋閣名之印，如“文淵閣寶”“文溯閣寶”“文宗閣寶”，末頁蓋“乾隆御覽之寶”；南三閣藏書首頁蓋“古稀天子之寶”，末頁蓋“乾隆御覽之寶”。
4.進獻圖書乾隆有獎勵
據兩位專家介紹，《四庫全書》的底本有很多來源，最主要的有六種：內府本，即政府藏書，包括武英殿等內廷各處藏書；敕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時奉旨編纂的書，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採進本，即各省督撫徵集來的圖書；私人進獻本，即各省藏書家自動或奉旨進呈的書；通行本，即採自社會上流行的書；《永樂大典》本，即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爲了表彰進書者乾隆皇帝絞盡腦汁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近萬卷）一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題詠”即是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記名”即在提要中註明採進者或藏書家姓名。
“正是由於記名之法，不標書籍具體版本，加以四庫修書時曾增刪補改了一些書籍，才使大家懷疑《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版本的可靠性，大到懷疑所有書籍版本的程度，但這是沒有必要的。既然爲了獎勵而把書籍版本與進獻書籍的人或省聯繫上，那麼倘若被發現是劣等版本，豈不更方便對號入座懲處。那麼誰敢輕易拿贗品以政治生命或身家性命家族禍福來糊弄乾隆。四庫修書時，明文規定所收錄的書籍必須是善本、足本。在中國封建時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傳統下，以國家之力征集書籍，下面進獻的必定是版刻優良的書籍。書籍經過層層關卡，方能入四庫館。四庫館臣也有鑑別版本優劣的能力，自然不會讓劣等版本入選。當然，所徵收書籍過多，有漏查現象也屬必然，但這畢竟是少數。何況乾隆始終掌控全局，不時親自過問。這樣一個絕對權威的帝王在幕後掛帥，大家自然更是倍加小心謹慎。所以四庫館所收書籍應大部分是好的版本。”對於《四庫全書》所用版本的疑問，陳曉華這樣解釋。
除了必須是善本足本之外，一部書若想收入《四庫全書》，需要符合諸多條件，例如這部書的作者必須是已經故去的人。蹤凡告訴記者，這條規定還引發了一件趣事：紀昀作爲總纂官想利用“職務之便”將自己所作的《玉臺新詠考異》收入《四庫全書》，但是礙於這條規定，只得將這部書署上了自己已經故去的父親紀容舒的名字。“但是根據後來學者的考證，這部書就是由紀昀所作。”蹤凡說。
四庫館臣對書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的具體意見。應抄之書是認爲可以抄入《四庫全書》的合格著作；應刻之書是認爲最好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抄入《四庫全書》，而且還應另行刻印，以廣流傳。應存之書是認爲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庫全書》，而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僅存其名，列入存目。對於應抄、應刻的著作，要比較同書異本的差異，選擇善本作爲四庫底本。一種圖書一旦定爲四庫底本，還要進行一系列加工，飛籤、眉批就是加工的產物。飛籤也叫夾籤，是分校官改正錯字、書寫初審意見的紙條。這種紙條往往貼於卷內，送呈纂修官複審。纂修官認可者，可用硃筆改原文，否則不作改動。然後送呈總纂官三審，之後再送呈御覽。
5.戴震因修書有功被賜“進士”
《四庫全書總目》在“凡例”中寫明，戲曲、小說是不能入選《四庫全書》。“當時的館臣們都認爲這些文藝作品並不入流。”蹤凡解釋。《四庫全書》在經史子集之內進行的分類更是體現了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學術觀念。對此，蹤凡做了詳細的介紹：
“陸羽的《茶經》在《四庫全書》中錄入了子部的譜錄類，按照現在的觀念來看，把它錄入農家類也是可以的，這就是文化觀念的一種體現。又如，《楚辭》可以放在集部的別集類裏，但是因爲《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開山鼻祖的意義，館臣爲《楚辭》單開一類，放在集部之首。這就體現了當時文人對於《楚辭》藝術造詣的重視與肯定。另外，同樣是儒家學說的代表作《孟子》和《荀子》，《孟子》很早入經部，但是《荀子》沒有，所以《荀子》就只能入子部儒家類。荀子的學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韓非，《荀子》其書也並沒有歸入法家類。經部中有樂類，集部中有詞曲類，但是這二者也是不同的，經部中的樂是祭祀用的高雅音樂，是黃鐘大呂之音，而子部、集部中的樂則更類似現在的普通音樂。所以，《四庫全書》有特定的分類標準，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
陳曉華介紹，乾隆非常重視四庫修書，自始至終一直關注，對修書有功之人給予了獎勵。例如之前有過的大臣可因修書之功重新得到重用；當時屢試不第的大學者戴震因避仇人而入京，卻由此結識紀昀等人，並被推薦進入四庫館，之後因其在學問上的精深，修書有功，被賜予同進士出身，獲得了官方認可的“文憑”。其他士子也可以憑藉自己的一手好字而得到一份謄抄的工作，四庫館先後選拔了3826人擔任抄寫工作，保證了抄寫《四庫全書》的需要。這其中不乏來京的各地士子，其中表現出色的人可以不用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而是參加順天府鄉試。“就像‘異地高考’。”蹤凡打趣說。
6.多家單位合力爲《四庫全書》“申遺”
由於館臣在編纂《四庫全書》時對一些違礙清政府的前代典籍進行了篡改，所以很多學者認爲四庫本不是一個可靠的版本，所以除了電子檢索方便外，一般不願意使用。“但也不可一概而論。比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佚得出的書，基本上，或者說最大限度地恢復了古籍面目，功勞極大，可以使用。”蹤凡這樣說。
蹤凡介紹，《四庫全書》在當代有兩次較大的續補：第一次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季羨林先生領銜，對《四庫全書》的存目書進行蒐集，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這套叢書1200冊，季羨林總編纂，劉俊文、張忱石、孫言誠副總編纂，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收錄散藏於國內外116所圖書館、博物館以及少數私人藏書手中的四庫存目書4508種，有三成以上爲孤本或稀見本。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經部收734種，史部收1086種，子部收1253種，集部收1435種。
第二次始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由顧廷龍、傅璇琮領銜，對《四庫全書》進行大規模的續補工作。《續修四庫全書》1800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至2002年影印。
《續修四庫全書》的收錄範圍包括《四庫全書》遺漏、摒棄、禁燬而確有學術價值者、《四庫全書》列入“存目”而確有學術價值者、《四庫全書》已收而版本殘劣，有善本足可替代者、《四庫全書》未及收入的乾隆嘉慶以來著述之重要者、《四庫全書》所不收的戲曲、小說，取其有重要文學價值者、新從域外訪回之漢籍而合於本書選錄條件者以及新出土的簡帛類古籍而卷帙成編者。比如經部收有《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等。時至今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四庫全書圖鑑》等大型四庫學（研究四庫體系下中國古典文化的一門學問。）叢書相繼出版，爲四庫學的研究者提供了更爲詳實的資料。（要先介紹四庫學）
《四庫全書》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關注與重視。2015年10月，陳曉華教授首倡《四庫全書》申請世界記憶遺產。去年6月，由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承辦的第二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以及12月2日的《四庫全書》申遺座談會，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反響。這項工作在首師大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的努力下得到了四庫七閣的積極響應，幾家單位將共同進行申遺工作。陳曉華還爲有興趣瞭解《四庫全書》及四庫之學的古典文化愛好者推薦了一些讀物，有《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四庫全書答問》、《“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等。
2018年1月1日，國家圖書館開庫展覽了其館藏的文津閣《四庫全書》。這是御製七部《四庫全書》中唯一一部原書、原函、原架保存至今的。《四庫全書》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叢書，分爲經、史、子、集四部，由紀昀、陸錫熊、孫士毅擔任總纂官編修而成，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
國家圖書館面向公衆開放《四庫全書》庫房 新華社 殷剛/攝
《四庫全書》知名度極高而人們對其細節又所知甚少：人們往往都知其名、知其全，亦知其分四部，由紀曉嵐編纂。但又對這套書更爲具體的館藏情況、流傳情況、增補編修情況以及修書中發生的趣事等信息知之甚少。
記者採訪了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曉華以及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古典文獻學研究專家蹤凡，對《四庫全書》進行了更爲深入的瞭解，並將一些資料彙集成文，以饗讀者。
1.乾隆皇帝“立言”之作
曾有一熱播電視劇中有過這樣的橋段：深夜，宅院中，乾隆皇帝命大才子紀曉嵐焚燒某因言獲罪的文化名人之藏書，否則將以同等罪責論處紀昀（紀曉嵐本名爲昀，字曉嵐）。紀昀不想獲罪，更不想焚燒這些珍貴藏書。緊急之下，心生一計，便求皇帝許他四部書的“豁免權”，幾番拉鋸之下，皇帝無奈應允了。這可高興壞了紀昀，他有些得意地對皇帝說，請命人挑出這堆書中的經、史、子、集四部，剩下的我馬上就燒。皇帝愣了，因爲經史子集四部書，包含了“天下”所有的書——書自然是不用燒了。
這個橋段很可能是杜撰的，不過其中透露出的兩個信息卻是真實的：其一是“經史子集”的分類方法幾乎可以涵蓋所有的中國書籍；其二是紀昀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可以讓他“肆無忌憚”地對皇帝提出一些關於書的要求。紀昀的這個身份便是最爲後人所熟知的《四庫全書》編修總纂官的身份，正是這個身份以及《四庫全書》的修成讓紀昀名留青史。
《四庫全書》對於乾隆皇帝來說亦十分重要，這部書修成與否，直接關係到他能不能擔得起一代賢德明君的稱號——受到儒家文化影響，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們都注重“立言”，特別是三國兩晉以降，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說法，將文提高到了統治者必營之務的高度。所以，乾隆皇帝需要這樣一部縱貫古今而規模最大的叢書來彰顯自己的文治之能，這也促使他爲參與修書的人提供了諸多便利。
從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四庫全書》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部抄錄了3500多種書籍的叢書是一部近乎傳奇的圖書集成，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搶眼的外在表現之一。
然而，對於《四庫全書》的評價卻難一概而論。許多研究者都認爲，這部書在保留珍貴文獻上做了貢獻，但是因爲一些進獻給朝廷的典籍反被禁絕、焚燬，大家對其也有異議，魯迅先生對於《四庫全書》甚至有“四庫全書出而古書亡”的評價。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曉華對此作了說明：乾隆禁燬書籍一事，整個清代沒多少異議。但之後趕上改朝換代，許多對清王朝懷有仇視的學者需要論證清政府的罪惡，所以禁燬一事才被大力彰顯。這雖然這有利於推進革命發展，但難免誇大之嫌。當時就有學者孟森指出：“革命時之鼓煽種族以作敵愾之氣，乃軍旅之士，非學問之事也……不應故爲貶義。”後來，這些學者中的章太炎在晚年也承認自己早期揭露滿清文化政策的文章有誇大事實的成分。而對《四庫全書》抨擊最烈的魯迅正是章太炎的學生。
乾隆在修書過程中的“寓禁於征”也多爲人指摘，陳曉華由此還專門撰文分析此問題，她特別指出“開館修書與禁書對乾隆來說也是並行不悖的，如果書籍攻擊朝廷等並不多，對乾隆來說，是可以接受，也是可以寬容的。但是，隨着徵書越來越多，違礙驚心亦越來越觸乾隆之目，徵書也就自然走向禁書，此謂“寓禁於征”。不過，禁書是歷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改書亦是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慣用的手法，並非乾隆一個人的專利。總體而言，四庫修書仍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文化事業。”
2.歷二十年編撰完成
《四庫全書》之“四庫”指“經、史、子、集”四部，因《四庫全書》之中四部之書都有，並且基本囊括了當時的所有典籍故而稱爲“全書”。每部收錄其中的書都由編纂之人撰寫提要，並由總纂官紀昀將這些提要彙總、編寫，成爲《四庫全書總目》。“《總目》凝結了紀昀一生的心血。”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古典文獻學專家蹤凡這樣評價。而對於四部分類法，陳曉華強調：“四庫，是中國學科體系和知識系統的載體。”
關於修書的背景，陳曉華也作了較爲詳細的介紹：乾隆時期，國力強盛，政治經濟高度繁榮，有清一代的國力在此時達到了鼎峯，創下了被後世讚譽的“乾隆盛世”。由此，乾隆朝有能力也有意要組織大批人力物力對政治經濟的強盛做出進一步的烘托，以期反映盛世的宏大，以期探討更高明的政治經濟文化策略。當時的文化情況是：書坊興盛，公私藏書繁富，但藏書現狀令人擔憂，有識之士繼明代曹學佺再倡儒藏說，主張仿照佛教、道教貯藏經典的辦法，把圖書集中起來，分別藏在學宮、學院、名山古剎等妥善的地方，供學者應用，防止遭到意外的破壞。不僅如此，此時文化的發展也要求對文化做出總結。締造了“乾隆盛世”的弘曆，亦想在文化建設上超越乃祖乃父。同時我國古代學術發展到清代時臻至鼎盛，進入了總結期。當時，輯佚活動大規模展開，大型叢書大量編纂，公私藏書非常豐富。文化形式迫切需要對國家藏書及社會藏書做一次全面的清理，編纂一部反映當時藏書盛況和總結文化學術發展的大型目錄書。這項任務過於龐大，只能是政府出面才能完成。乾隆朝此前醞釀編書已經過了多年準備。隨着本土文化的不斷成熟，以及如何對外來文化做出交代總結，編撰總結性大型圖書的要求日益顯得重要。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形勢趨於成熟，於是，有了乾隆帝“朕幾餘懋學，典冊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載籍未能蒐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策府”的感嘆。乾隆下旨採集遺書，匯送京師，以彰千古右文之盛。一場規模浩大的大型圖書編纂工作從此揭開了序幕，
乾隆帝於1773年下令成立《永樂大典》輯佚處，派軍機大臣爲總裁官，與《古今圖書集成》（康熙皇帝所集）互爲校覈，擇取繕寫，各自爲書。並將每部書的大意總結出來，寫在書前，呈上裁定。將這些書彙總起來，名爲《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的編撰即由此開始。從乾隆38年（1773）2月成立“辦理四庫全書處”（後來改稱“四庫全書館”），到乾隆46年（1781）12月第一套《四庫全書》（即文淵閣《四庫全書》）謄寫完畢，歷時9年。後來又謄寫了6套，至嘉慶初年才結束，實際上用了大約20年的時間。
陳曉華和蹤凡爲記者介紹了《四庫全書》的基本館藏情況：7套《四庫全書》分別是文淵閣《四庫全書》，原藏於北京紫禁城內，共36078冊、6144函；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文源閣本原藏於圓明園內，英法聯軍1860年劫掠圓明園，一併毀於大火；文津閣本，藏於承德避暑山莊內，1915年運至北京，現藏國家圖書館。共3503種，36304冊，分裝6144函；文溯閣本，原藏於盛京（今瀋陽）故宮，1966年移藏甘肅省圖書館，共35990冊，6191函，輯書3590種；這四閣稱爲“北四閣”，因均建於宮禁之中，又稱“內廷四閣”。
與此相對應的是“江浙三閣”（南三閣）本：文宗閣本原藏於江蘇鎮江金山寺，有36340冊、6197函，但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毀於戰火；文匯閣本原藏於江都縣(今揚州市)的大觀堂，同樣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毀於戰火；文瀾閣本原有35990冊、6191函，藏於杭州西湖行宮。太平天國起義軍攻入杭州，散失不少，後由民間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全力蒐集散失並抄補佚缺，現存於浙江省圖書館。另外，乾隆皇帝命人謄抄了副本，存入翰林院，但這套副本會於1860年英法聯軍及八國聯軍的兩次劫掠、焚燒，最終散失。
3.七部《四庫全書》版本有差異
由於全書共謄抄7部，分藏7處，很有效地避免了各種條件下的“書厄”。雖然部分被損毀，但是還是有完整的《四庫全書》經歷了歷史的巨大變遷和時光的洗禮保留了下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同爲大型圖書集成的《永樂大典》，因只謄抄了兩部而分別毀於明末的李自成起義和後來的列強侵華。
不同版本的《四庫全書》皆抄寫而成，書紙皆朱標紅格，採用正楷謄抄。皆採用包背裝，裝訂成冊後再置入書套或木匣內；七閣規制皆仿照範式天一閣式樣，應“天一生水，地流成之”之說，六閣之名皆從水。書閣建成後，皆先收藏一部《古今圖書集成》。
清初，康熙皇帝已經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乾隆皇帝在下令修書時也有他的私心。“他想在‘文治’上超越他的祖父，既然已有類書《永樂大典》在前，他也就只有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編纂一套書，纔有可能超越祖父，體現自己的文治之功。”陳曉華這樣解釋乾隆的“私心”。
除卻收藏地點不同、每套所冊數、函數略有差別外，7個版本的《四庫全書》各套書間書皮顏色略有不同：北方四閣藏書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藍色、集部灰色，南三閣中文匯閣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玉色、集部藕合色（文匯閣亦如之），文瀾閣經部葵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集部黑灰色。
另外，七部《四庫全書》紙張大小也不盡相同。南三閣較北四閣尺幅較小，像文瀾閣藏書又經過丁氏兄弟等人抄補，佳紙難得，紙張質量、大小不盡相同。七部書蓋印也不同：內廷四閣每冊首頁蓋閣名之印，如“文淵閣寶”“文溯閣寶”“文宗閣寶”，末頁蓋“乾隆御覽之寶”；南三閣藏書首頁蓋“古稀天子之寶”，末頁蓋“乾隆御覽之寶”。
4.進獻圖書乾隆有獎勵
據兩位專家介紹，《四庫全書》的底本有很多來源，最主要的有六種：內府本，即政府藏書，包括武英殿等內廷各處藏書；敕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時奉旨編纂的書，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採進本，即各省督撫徵集來的圖書；私人進獻本，即各省藏書家自動或奉旨進呈的書；通行本，即採自社會上流行的書；《永樂大典》本，即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爲了表彰進書者乾隆皇帝絞盡腦汁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近萬卷）一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題詠”即是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記名”即在提要中註明採進者或藏書家姓名。
“正是由於記名之法，不標書籍具體版本，加以四庫修書時曾增刪補改了一些書籍，才使大家懷疑《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版本的可靠性，大到懷疑所有書籍版本的程度，但這是沒有必要的。既然爲了獎勵而把書籍版本與進獻書籍的人或省聯繫上，那麼倘若被發現是劣等版本，豈不更方便對號入座懲處。那麼誰敢輕易拿贗品以政治生命或身家性命家族禍福來糊弄乾隆。四庫修書時，明文規定所收錄的書籍必須是善本、足本。在中國封建時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傳統下，以國家之力征集書籍，下面進獻的必定是版刻優良的書籍。書籍經過層層關卡，方能入四庫館。四庫館臣也有鑑別版本優劣的能力，自然不會讓劣等版本入選。當然，所徵收書籍過多，有漏查現象也屬必然，但這畢竟是少數。何況乾隆始終掌控全局，不時親自過問。這樣一個絕對權威的帝王在幕後掛帥，大家自然更是倍加小心謹慎。所以四庫館所收書籍應大部分是好的版本。”對於《四庫全書》所用版本的疑問，陳曉華這樣解釋。
除了必須是善本足本之外，一部書若想收入《四庫全書》，需要符合諸多條件，例如這部書的作者必須是已經故去的人。蹤凡告訴記者，這條規定還引發了一件趣事：紀昀作爲總纂官想利用“職務之便”將自己所作的《玉臺新詠考異》收入《四庫全書》，但是礙於這條規定，只得將這部書署上了自己已經故去的父親紀容舒的名字。“但是根據後來學者的考證，這部書就是由紀昀所作。”蹤凡說。
四庫館臣對書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的具體意見。應抄之書是認爲可以抄入《四庫全書》的合格著作；應刻之書是認爲最好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抄入《四庫全書》，而且還應另行刻印，以廣流傳。應存之書是認爲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庫全書》，而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僅存其名，列入存目。對於應抄、應刻的著作，要比較同書異本的差異，選擇善本作爲四庫底本。一種圖書一旦定爲四庫底本，還要進行一系列加工，飛籤、眉批就是加工的產物。飛籤也叫夾籤，是分校官改正錯字、書寫初審意見的紙條。這種紙條往往貼於卷內，送呈纂修官複審。纂修官認可者，可用硃筆改原文，否則不作改動。然後送呈總纂官三審，之後再送呈御覽。
5.戴震因修書有功被賜“進士”
《四庫全書總目》在“凡例”中寫明，戲曲、小說是不能入選《四庫全書》。“當時的館臣們都認爲這些文藝作品並不入流。”蹤凡解釋。《四庫全書》在經史子集之內進行的分類更是體現了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學術觀念。對此，蹤凡做了詳細的介紹：
“陸羽的《茶經》在《四庫全書》中錄入了子部的譜錄類，按照現在的觀念來看，把它錄入農家類也是可以的，這就是文化觀念的一種體現。又如，《楚辭》可以放在集部的別集類裏，但是因爲《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開山鼻祖的意義，館臣爲《楚辭》單開一類，放在集部之首。這就體現了當時文人對於《楚辭》藝術造詣的重視與肯定。另外，同樣是儒家學說的代表作《孟子》和《荀子》，《孟子》很早入經部，但是《荀子》沒有，所以《荀子》就只能入子部儒家類。荀子的學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韓非，《荀子》其書也並沒有歸入法家類。經部中有樂類，集部中有詞曲類，但是這二者也是不同的，經部中的樂是祭祀用的高雅音樂，是黃鐘大呂之音，而子部、集部中的樂則更類似現在的普通音樂。所以，《四庫全書》有特定的分類標準，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
陳曉華介紹，乾隆非常重視四庫修書，自始至終一直關注，對修書有功之人給予了獎勵。例如之前有過的大臣可因修書之功重新得到重用；當時屢試不第的大學者戴震因避仇人而入京，卻由此結識紀昀等人，並被推薦進入四庫館，之後因其在學問上的精深，修書有功，被賜予同進士出身，獲得了官方認可的“文憑”。其他士子也可以憑藉自己的一手好字而得到一份謄抄的工作，四庫館先後選拔了3826人擔任抄寫工作，保證了抄寫《四庫全書》的需要。這其中不乏來京的各地士子，其中表現出色的人可以不用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而是參加順天府鄉試。“就像‘異地高考’。”蹤凡打趣說。
6.多家單位合力爲《四庫全書》“申遺”
由於館臣在編纂《四庫全書》時對一些違礙清政府的前代典籍進行了篡改，所以很多學者認爲四庫本不是一個可靠的版本，所以除了電子檢索方便外，一般不願意使用。“但也不可一概而論。比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佚得出的書，基本上，或者說最大限度地恢復了古籍面目，功勞極大，可以使用。”蹤凡這樣說。
蹤凡介紹，《四庫全書》在當代有兩次較大的續補：第一次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季羨林先生領銜，對《四庫全書》的存目書進行蒐集，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這套叢書1200冊，季羨林總編纂，劉俊文、張忱石、孫言誠副總編纂，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收錄散藏於國內外116所圖書館、博物館以及少數私人藏書手中的四庫存目書4508種，有三成以上爲孤本或稀見本。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經部收734種，史部收1086種，子部收1253種，集部收1435種。
第二次始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由顧廷龍、傅璇琮領銜，對《四庫全書》進行大規模的續補工作。《續修四庫全書》1800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至2002年影印。
《續修四庫全書》的收錄範圍包括《四庫全書》遺漏、摒棄、禁燬而確有學術價值者、《四庫全書》列入“存目”而確有學術價值者、《四庫全書》已收而版本殘劣，有善本足可替代者、《四庫全書》未及收入的乾隆嘉慶以來著述之重要者、《四庫全書》所不收的戲曲、小說，取其有重要文學價值者、新從域外訪回之漢籍而合於本書選錄條件者以及新出土的簡帛類古籍而卷帙成編者。比如經部收有《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等。時至今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四庫全書圖鑑》等大型四庫學（研究四庫體系下中國古典文化的一門學問。）叢書相繼出版，爲四庫學的研究者提供了更爲詳實的資料。（要先介紹四庫學）
《四庫全書》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關注與重視。2015年10月，陳曉華教授首倡《四庫全書》申請世界記憶遺產。去年6月，由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承辦的第二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以及12月2日的《四庫全書》申遺座談會，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反響。這項工作在首師大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的努力下得到了四庫七閣的積極響應，幾家單位將共同進行申遺工作。陳曉華還爲有興趣瞭解《四庫全書》及四庫之學的古典文化愛好者推薦了一些讀物，有《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四庫全書答問》、《“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