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老將鄭鈞最近頻頻出現在公衆視線中，不是因爲他又出了新專輯，而是因爲他用6年做的一部動畫電影《搖滾藏獒》。上映在即，鄭鈞開啓了路演模式，“我這一段時間做的這些宣傳的事兒，我覺得我這一輩子，爲了音樂我從來沒做過，有些是打死我我也不會做的。”而說這話的鄭鈞，已經9年沒有再發過新專輯。所幸的是，鄭鈞還保持着憤怒不吝的搖滾遺風，言談之中振聾發聵。談起中國的唱片業，他說，“中國從來就沒有過唱片工業，我們有過一陣‘唱片農業’”；談起搖滾的商業化，他說，“現在搖滾歌手一個個兒都窮得跟孫子似的，然後你嫌搖滾圈沒有好作品，能有好作品嗎？能寫出牛逼的歌的人，他爲什麼要在這兒受窮呢？”；他甚至還把自己給解構了，“搖滾明星是當你成爲明星之後，你再去過那個生活，之前那都是給你表演的，沒意義，都是編的故事，唱片公司編的故事，別聽這個”；談起參加真人秀，“我跟我兒子吃飯，別人爲了看這個付錢給我，我覺得，好神奇啊這個世界！”一、90年代搖滾圈集體在掙扎，但我是一個人在正式成爲搖滾歌手之前，鄭鈞只是一個癡迷搖滾的工科生，在這所典型的工科院校，他有一個同樣大名鼎鼎的校友：馬雲。但90年代的學生鄭鈞，選擇了頗爲搖滾的方式終結了自己的學業，“我沒有畢業，我退學了，我畢不了業，我一輩子都沒畢業”，“因爲我想當一個歌手，我想寫歌，變成一個音樂人。但是我的環境和條件不具備，我也沒機會，然後我繼續寫，我周圍所有的人認爲這樣不可能。我大學玩樂隊的同伴們，最後大家離開大學告別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告訴我，他們都要去工作了，說現實一點，這事兒沒戲。大家都笑一笑，啊，老鄭一根筋，你非要幹這個事兒，我們不認識任何一個音樂圈的人，我們是一幫工科大學的學生，不認識任何音樂圈的人，你怎麼可能混到這個圈呢？”完全置身搖滾圈外的鄭鈞，憑着對音樂的熱愛，開始了“一個人的流浪”，“他們掙扎是他們都在北京掙扎，都在面上掙扎，他們有個圈子，這個圈子在集體掙扎，我是一個人。”肄業後，鄭鈞回到西安的家，“我去跟那些草臺班子演出，我自己一個人在家呆着，我在我的宅子掙扎，沒有工作、沒錢、沒有希望，沒有任何東西，我也掙扎了好幾年。”長年的蟄伏掙扎，其間鄭鈞產生過自我懷疑，“我也出去找過工作，人家說你誰呀，一看也沒文憑，大學自己肄業，退學，也沒文憑。你有工作經驗嗎？也沒工作經驗。你想應聘什麼職位？我問你們銷售經理怎麼樣？人家說出去笑。所以我在別的方向也不適合我，我幹不了，我只能幹這個和熱愛這個。”思慮再三，“另類”的鄭鈞決定隻身奔赴當時的搖滾聖地——北京，出發前，“我哥哥當時跟我說，你去北京要當歌手這個事當成一個協議，兩年時間，如果你成了你就成了，如果你沒當成歌手，那就把這個事兒忘了吧，到深圳來，找個工作。”鄭鈞回憶，“那時候深圳最賺錢的是出租汽車司機這種普通工作，給你找個車，你開車當司機吧，這我是真這樣準備的。如果兩年後我再沒機會，我就去深圳當司機了，然後業餘時間在酒吧裏唱個歌，也挺好。”？二、因爲熱愛，最可憐的時候也從未自卑來到北京後，“北漂”鄭鈞經歷了人生“最窮的時候”，“我每天彈吉他、寫歌，住在人大後門的一個農民房。房東大媽有時候問你幹嘛呢？我說寫歌呢，她說寫歌幹嘛呀？喜歡呀！然後自己燒點開水，打點開水回來泡點方便麪，繼續寫歌。”困窘的生活，也沒有打消他對音樂孜孜以求的摸索，“我跟草臺班子去演出，晚上我們樂隊的人在臺上聊天、看設備，在臺上聊天，樂手問我，你幹嘛呢？我說寫歌呢，他說你寫歌幹嘛？他說哦，你不用寫歌，別人都寫好了那麼多歌，那麼多牛的歌，不用你寫了，唱別人的歌就行了。我說我想給我自己寫幾首歌。他說你自己寫的歌誰會聽呀，哪有機會被人聽到，誰也不會唱。我說我就是想寫給自己聽，我喜歡這件事我就去寫。”不久後，鄭鈞被當時黑豹樂隊的經理人郭傳林發掘，隨後就簽約紅星生產社，發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赤裸裸》，“寫到有一天，我把這個真的變成唱片了，真的有人聽，有人喜歡的時候，那時候我回頭看，我一想想，真的就，當年經歷的那些事，你回頭去看它。我在我當年最可憐的時候，其實我從來沒有感到過痛苦，真的，從來沒有自卑過，就是那個，我很窮，我穿的鞋是窟窿，褲子都是天然的洞，蓬頭垢面的，還跟朋友談笑風生，還去跟女孩兒混，然後呢，就是，你會覺得你的內心世界有一個自己，有一個非常驕傲的東西在，我在爲我自己在幹一件我熱愛的事兒。”但時至今日，再追懷起來，鄭鈞仍然覺得“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我很獨特。我是覺得，我在幹一件我喜歡，我熱愛的事兒，我很幸福。但你說那時候，我能不能未來當個歌手，能不能火，能不能掙錢，我真不知道。”他將自己大學時突然逆道而行的舉動形容爲“冒險和賭博”，“我沒有走你們的道路，你去上班，你去幹嘛，你走的是別人走了一萬遍的路，沒意思，我在走一條沒人走過的路。我自己想成爲一個搖滾歌手，我的路跟崔健成爲一個搖滾歌手的路絕對是不一樣的，無法複製，這種生活無法複製。”
三、我過不了複雜生活，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挺好玩了近三十年的搖滾，如今49歲的鄭鈞再談起搖滾，已經褪去了曾經搖滾青年懷才不遇和落拓不羈的色彩，對他而言，“搖滾樂現在意味着一種生活態度，甚至於我回想起來，從一開始就意味着一種生活態度，就是真實、自由的東西，簡單、真實、自由地活着。”鄭鈞說他“現在過不了複雜的生活，我覺得複雜的生活太可怕了”。在他看來，“做歌手最幸福的一點就是他的生活很簡單，寫歌，去錄音棚裏面錄音，宣傳、演出，他非常單純，人際關係非常單純，不需要勾心鬥角。我不需要去因爲害別人而得到某種利益，這東西也沒有這些勾心鬥角的東西，沒有這種複雜的東西，所以特別簡單。歌手是一幫很幸福的人，生活非常單純。”鄭鈞也經歷過“複雜”的生活，“我以前老是想讓事情按照我的想法發生，我要幹嘛，我計劃明年、後年的事兒全計劃好。我去年幹多少事，我要掙多少錢，我要做什麼事兒，全計劃好好的，都是好事，想起來你就會樂，這個計劃。計劃是你想起來就會高興，但是它發生了以後你都會哭的事兒，就叫計劃。”爲了擺脫這種計劃與現實的落差，保持“簡單和單純”，現在的他已經不再爲規劃所累，“別人覺得我不靠譜，因爲我沒什麼特別細的計劃，也不怎麼擔心明天，就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態度，覺得特別好。因爲明天你的計劃一堆，到時候這個計劃實現不了你又失望。所以大概差不多就行了。”然而有時候還是他還是會被現實情況拽着走，比如“最近宣傳的生活就是複雜了，我就已經害怕了。”鄭鈞說的這種“宣傳的生活”，就是因經他一手打造的《搖滾藏獒》而起，這部歷時6年的動畫電影，在上映前迅速將鄭鈞捲入頻繁路演和大規模曝光的生活之中。在《搖滾藏獒》的首映發佈會上，鄭鈞談及此事苦不堪言，甚至覺得“路演完全違揹我自己的天性，因爲需要不停地說話，我是不喜歡說話的”，但是又“不想爲了自己的個性而影響被受衆接受的可能性。”採訪中，鄭鈞也強調，“我這一段時間做的這些宣傳的事兒，我覺得我這一輩子，爲了音樂我從來沒做過，作爲歌手的職業生涯裏邊，我從來沒有做過這麼多的宣傳，有些是打死我我也不會做的。”四、搖滾歌手都窮得跟孫子似的，能有好作品？2016年，距離崔健在1986年喊出的那聲“一無所有”，已經整整過去了30年，搖滾樂也在中國發展了30年，鄭鈞也從嘶吼着“灰姑娘”的青春代言人變成了衆人口中的“搖滾老炮兒”。對於中國搖滾在音樂市場上一直以來的尷尬地位，以及討論不息的商業化問題，鄭鈞認爲，首先要區分“職業音樂家”和“業餘音樂家”兩個不同的概念，“你可以以此爲生的叫職業音樂家，你可以因爲你的音樂賺錢，可以維持你的生活和過得很好的，這是你的工作和職業。音樂愛好者是什麼？你就是喜歡這件事，你並不能以此爲生，這事沒問題，你可以愛好它。你不能說我所有的音樂愛好者，就是搖滾音樂家，然後能以此生活的人他們不是的，他們已經商業了，這是非常愚蠢的一種說法。”鄭鈞希望“中國的所有搖滾音樂家都變成億萬富翁，那時候的搖滾樂圈子一定會特別牛逼。”“因爲當這些人都變成富翁的時候，就會有無數的年輕人覺得，這是一種可能性的，是這樣的生活太牛逼了。在美國，你問年輕人，十個裏面有八個男孩兒說我的夢想就想當個搖滾歌星Rock star，我就想當，誰都想當Rock star的時候，你會聽到無數無比美妙的音樂出來。”因此，當下公衆對於搖滾音樂人商業化的苛責，在鄭鈞看來是毫無道理的，“你現在搖滾歌手一個個兒都窮得跟孫子似的，然後你嫌中國音樂，搖滾音樂圈沒有好作品，能有好作品嗎？能寫出牛逼的歌的人，他爲什麼要在這兒受窮呢？這個時代跟六十年代是不一樣的，他有這個才華，他分分鐘可以去寫一個小說，寫一個電影劇本，他的生活沒有任何問題。他爲什麼要幹這個？職業，我所說的是以搖滾音樂，以這個音樂爲職業的職業音樂人，他爲什麼要以此爲職業？連活都活不下去！”他覺得中國的搖滾圈存在一個“巨大的誤會”，“認爲搖滾音樂人可以不吃不喝，我們就當神仙，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真的熱愛這件事的話，你可以找個職業，賺着錢養活自己和老婆孩子，業餘時間你可以玩樂隊，繼續寫歌，你去創作，然後去賣你的歌。如果火到一定程度，你可以拿這個錢養活老婆孩子，你可以把那個工作辭掉，這是我認爲現實一點的。美國人是這麼幹的，中國人給我們的印象完全是一個誤會。我玩搖滾了，從此啥也不幹，每天有大把的時間在那兒抽着煙聊天，也不創作，也不幹別的，然後就抱怨，就是說爲什麼我的歌不火，爲什麼他們都，這個社會完全這個，音樂搖滾圈是太可憐了，我們不被重視。我覺得首先的問題是這個問題。”鄭鈞甚至覺得，“我們的故事都有點誤導別人，我的故事、別人的故事，都有點誤導後來的音樂人，覺得我既然這麼熱愛搖滾樂，啥也不幹了，就幹這個事兒。你如果能從早到晚寫歌，排練的話，我覺得你幹這個，有才華，我覺得你也很牛。但是你不能就寫倆小時歌之後，剩下的時間就開始一幫哥們兒開始聊了，你就開始玩搖滾明星的生活，那是錯的。搖滾明星是當你成爲明星之後，你再去過那個生活，之前那都是給你表演的，沒意義，都是編的故事，唱片公司編的故事，別聽這個。”說起這些，鄭鈞顯得有些激動。
五、中國從未有唱片工業，只有過唱片農業在中國公衆的認知裏，搖滾樂更多地意味着主流之外的一種的音樂類型，天然地爲小衆所追捧，而對西方音樂瞭然於胸的鄭鈞，有着不同的見地，“在西方，美國和歐洲，搖滾是一個極其主流的文化。你在美國，爲什麼我說這個，我們公司裏面那些員工，那些畫畫兒的漫畫師，個個都有樂隊，個個都出唱片，你會覺得這個羣衆基礎太大了。”搖滾之所以在中國有如此境遇，“說實在的，我是覺得大家都有責任，你不能光怪聽衆，大家都有責任。如果你成批的優秀作品不停地冒出來，一個唱片工業的標準是每年至少要有十張以上極其優秀的唱片產生，纔會產生，算作一個小唱片工業，我們哪有？”鄭鈞鄭重其事地分析道。而延伸開來談及中國的唱片業，鄭鈞更是義正辭嚴，“中國從來就沒有過唱片工業，我們有過一陣‘唱片農業’”，他解釋稱，“唱片農業文明我們有過，我們有過唱片‘封建社會’，我們曾經經歷過，現在也過去了，現在就沒了。但是音樂從來沒有衰亡過，我覺得唱片工業的行業，是因爲原來的唱片工業體系崩潰了，但是音樂，對音樂的需求和熱愛從來沒有崩潰過，這是兩個事。”雖然一直被當做搖滾老將，但鄭鈞很不喜歡將個體類型化，“說這一幫他們玩兒搖滾的，這一幫玩兒流行的，這是玩嘻哈的。或者這是西安人、北京人、河南人，這種劃分沒有特別，或者這一幫是天蠍座的，這一幫是巨蟹座的，這種劃分是你可以作爲娛樂的那種，但是它沒有實際的意義”“搖滾圈子這麼多人，他們會一樣嗎？他們會不一樣。所以這纔是他們的魅力，老崔、黑豹我覺得都很喜歡他們，但是都不一樣，他們之間也不一樣，我跟他們也不一樣。個人有個人的原則和做事風格，我自己的喜好。所以你自己高興就好，我覺得重要的是，每個人，像老崔是我大學的偶像，我真的希望他，他是按他的思路走就行了，他想寫什麼音樂寫什麼音樂，我們聽得懂覺得好，聽不懂，他高興就好，就是這樣。”[星態度]鄭鈞：搖滾歌手窮得像孫子 能出好歌？六、我不理解真人秀但覺得帶孩子有人付錢給我很神奇從2007年的專輯《長安長安》後，9年來，除了零星發過幾首單曲，鄭鈞再未推出新的音樂專輯。但在音樂領域之外，他創作漫畫、擔任歌唱比賽評委、綜藝節目導師，去年甚至也投身真人秀洪流，帶着兒子一起參加親子類節目，到如今，他又拿出了耗時6年製作的動畫電影，看起來，歌手鄭鈞似乎離搖滾、離音樂越來越遠，轉而變成一個全能型藝人。採訪中，聊及此事，鄭鈞都已經記不清自己多久沒出過新專輯了，他詢問助理，“《長安長安》之後是什麼？2007年之後我沒出專輯？”“我的心太大了，確實，我以爲我出了。出單曲了，對對，出單曲了。”對於自己的“不務正業”，鄭鈞並不諱言，“說實在的，我從小有一個特點，就是我特別不愛活在別人的期待裏面，我不願意活在別人的期待裏面。別人覺得你，老鄭是一個我們很喜歡的搖滾歌手，你應該過成我們想象的一樣，那樣過的生活，你要不食人間煙火，很牛逼的這種姿態得有。但是我覺得，我爲了他們活在那個姿態裏面，太沒意思。人生很短暫，我想看看還有別的活法沒有。”其中讓粉絲最不能接受的“別的活法”，就是這位華語搖滾的扛鼎人物，竟然在真人秀的鏡頭裏帶孩子，他需要面對無數育子難題和瑣碎日常，與往常人們印象裏灑脫不吝的搖滾歌星形象大相徑庭。可鄭鈞不在乎這些，“我去上真人秀，我覺得這個時代已經不一樣了，你不能讓我停留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生活狀態之中，這個時代有無數的新東西，互聯網是太神奇的一個東西。”讓鄭鈞覺得神奇的還在於，“我跟我兒子吃飯，別人爲了看這個付錢給我，我覺得，好神奇啊這個世界。你要問我對真人秀什麼感覺，我覺得真人秀真是個理解不了的一件事。我們在那就吃飯、玩兒，我陪他，看孩子，給孩子洗澡，有人給我付錢，很多錢。我覺得，好神奇的事兒。”所以，其實鄭鈞也不理解真人秀的消費模式和存在形態，他只知道，如果你不想看，“可以不看，因爲這個東西本來就可以不看。就跟鮑勃迪倫似的，鮑勃迪倫那時候寫一個反戰歌曲，然後大家覺得他是牛逼的反戰大師，各種抗議之聲，鮑勃迪倫你得站在前面，你得是我們的代言人。鮑勃迪倫說我從來不是任何人的代言，我是我的代言人。我就是一個，我是個職業歌手，我寫歌的，別讓我幹那麼多亂七八糟的事兒，我還有老婆孩子，我要過我的生活。列儂也是這樣的人。”“所以記住一點就是，沒有人是神，再牛逼的人，也要拉屎。你說你的偶像拉屎你受不了，他也得拉，要不然他受不了”，說完，鄭鈞自己也開懷大笑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