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半球的寒冬中，我们送别曼德拉，而在今年夏天，我们刚刚纪念过香港歌手黄家驹逝世二十周年。两人逝世的节点相隔久远，哀伤的思绪却如此相似。黄家驹曾为曼德拉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光辉岁月》。除此之外，两人交集寥寥。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殊途同归，他们一生都在为平等和自由而战斗。黄家驹改变了只唱情歌的香港乐坛，用音乐传递理想；曼德拉击碎了肤色歧视的樊笼，给世界一个崭新的南非。无需好奇，为何国籍、地域、年龄差异如此之大的两人，人生内核这般相似。当你作为斗士、向相同的目标冲锋时，生命总会流淌进一样的河流。他们都是斗士。斗士不朽。1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纳尔逊曼德拉44岁时，被关进大西洋上的罗本岛监狱。他已经在铁窗内度过了700多个日与夜。在他不可知的未来，还有9000多个日夜等待着他。他的人生本来有许多走向。他可以接替叔叔成为部落酋长，或者操着荷兰语成为一名出入上流社会的律师，但为了那黝黑的肤色，以及无数因为肤色遭遇种族迫害的同胞，他选择了呐喊与抗争。即便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这信念也从未磨灭。罗本岛上的囚室阴冷狭小。他的世界缩小到4平方米。通过窗口栅栏的缝隙望去，只能看见荒凉的山脉和天空的一角。
禁闭室内没有窗，高悬的灯泡24小时散发冷漠的白光。那里没有声音、没有时间、没有书籍和可倾诉对象。他在自传中写道，他的心开始与外界隔绝，有时甚至想和蟑螂聊会天。最终，他的坚韧换来胜利。他穿上了长裤，但抗争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他反复抗争下，狱方同意他在铁窗内函授学习伦敦大学法学硕士课程。在一张三角板凳充当的书桌前，借着走廊长明灯浑浊的光线，曼德拉自学了经济学和外国语言，并偷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从比勒陀利亚、罗本岛，再到波尔斯摩尔，几家监狱对这样的囚徒束手无策。他在囚室内地慢跑、用蜡笔作画、在监狱楼顶用铁桶种菜养花。他身体被囚，但心灵早已自由。2 “年月把拥有变作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希望”当曼德拉被囚铁窗时，1983年，为他写歌的黄家驹21岁，正背着吉他奔走于尖沙咀、铜锣湾和跑马地的月光下。那一年，他刚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建了一支乐队。乐队定名beyong，意为超越。黄家驹说不是要超越他人，而是要超越自己。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小职员，原本希望儿子学来一技之长，安稳度过庸常的一生。黄家驹做过装修工、办公室小弟和电视台的布景员。然而，别样的梦想早已在他心里扎根。17岁时，他捡到邻居搬家剩下的一把吉他，从此如痴如醉。他想唱歌给世人听。他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在醉生梦死的香港，摇滚乐是边缘地带。人们更习惯听男声女腔的歌手唱那缠绵不休的情歌。黄家驹不喜欢，他希望音乐能传递更多力量。乐队组建后，几个年轻人在奶茶店畅谈理想。因为没钱，每次只点一杯奶茶，奶茶越冲越淡，最后已经不看不到颜色。
黄家驹从家里借出几百元，开了人生第一场演唱会。从搭建舞台到绘制海报亲力亲为。他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假借在街头做音乐调查，实际上是推销演唱会门票。票价很低，仅仅10元。从一场场地下音乐会启程，beyond开始书写自己的神话。然而最初，组建乐队在外人眼中只是一个笑话，黄家驹和同伴辞去工作，四个人租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内。每天只是练习音乐，没钱吃饭，便靠面包充饥。吉他琴弦断了，也只能凑合继续弹。“父母觉得搞这些是没有前途的，不如找一份踏实的工作，父母问我想成为谁，我答不出，但是我不能没有音乐，总之没有音乐我会死。”3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在他生命里，彷佛带点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