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最近一次偷手機被警察控制，路人很難想象這個眼袋下垂的老人會是長沙市年齡最大的扒手——從19歲離家出走，盜竊生涯跨越了60年。
“如果生活沒法保障，我可能還會（偷）。”對陳振杰來說，那就像跟隨至今的煙癮，“改不掉了”。把偷看成一種職業，陳振杰大多數時間裏獨來獨往，沒有多高超的技巧，也從來不用鑷子、刀片。偷了一輩子，沒攢下1分錢，因爲肺結核病在街頭嘔血，他連160元的醫藥費都拿不出。無妻無子，無家可歸，雖然警方對他監視居住，但陳振杰的晚年早已陷入困境。
此時，控制他的公安，報道他的媒體，救助他的民政部門，都成了這個“老偷兒”想要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醫院裏，陳振杰大喊着，“我不想死在大街上。”
那是在今年3月19日的長沙市太平老街，老人緊跟在一個白衣女子身後。這是條特色古街，天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展示中心門前，排了長長的隊。老人也在人羣中，右手拿着一把雨傘。白衣女子往前走一步，老人就跟着挪一步，上半身幾乎與女子緊貼。“這麼大歲數了，怎麼可能？”張鵬知道，這種動作符合扒手的一貫特徵。
女子快走進檢票閘機時，老人一步踏上臺階，用傘擋住了女子的右側衣兜，一同擋住的還有他的手。隨後從傘下掏出一部手機，迅速塞進自己兜裏。“整個過程不到2分鐘。”
從警10年，張鵬在長沙市坡子街派出所工作期間，抓過幾百名扒手，帽檐沒遮住的那圈花白頭髮，讓他一眼就能記住這個老人。
抓捕過程一點都不費力。3月25日傍晚，還是太平老街附近，老人還在四處張望。張鵬和兩名同事悄悄圍上前，“你是不偷過別人手機？”以前抓過的扒手大多會抵賴、反抗、逃跑，但眼前的老人一句沒辯解，點了點頭就跟他們走了，甚至都沒用上手銬。老人也跑不動了。他身份證1938年的出生日期讓張鵬感慨，自己父親不過60歲，“他都快是我爺爺輩的人了。”
最近一次被抓，陳振杰說他根本沒想跑，也跑不動了。和警察打了一輩子交道，他清楚地知道抓他一定有證據。陳振杰從不去想那些受害者，被偷的人在他意識裏是與他無關的陌生人，“沒愧，也不後悔。”他語氣裏沒有一絲抱歉，只是把偷竊當成了職業，“不偷沒得活。”
自述裏，60年中，陳振杰只記得他被勞改的其中3次，加起來有13年。其餘的都記不清了。媒體的報道顯示，他先後被勞改、勞教了8次。
回望這麼多年，陳振杰的偷竊生涯和這個社會，都在慢慢發生着變化。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兜裏都沒錢，他偷得最多的是糧票和布票；八九十年代是他“最風光”的時代，改革開放了，每人兜裏都有了鈔票，對小偷還沒那麼多防範，“那時風氣好，可能大家眼裏沒那麼多小偷”；2000年之後，大家都把錢存在銀行卡和存摺裏，防範心理也強了，陳振杰更多地跑到火車站裏尋找目標，甚至扒着火車一路偷過去，岳陽、杭州、嘉興、武昌——窮家富路，他知道什麼場所人們揣的錢多；2010年左右，火車票推行實名制，年過七旬的他連火車站也不好進了，只好轉向公交車站和商場周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