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明朝首輔大臣的張居正，不少人都對他的政績和成就不予否認，但是張居正儘管算的上是個好官，但是卻也備受歷史的爭議。海瑞曾用“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八個字來形容張居正，十分的貼切。誰都沒想到海瑞八個字評價張居正竟然一語成戳，張居正死後竟然慘遭朝廷的清算，也算是落得個淒涼的下場。下面快跟本站的小編一起了解下詳情吧!
海瑞曾說過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這是對張居正一生中肯而準確的評價，但這番話由海瑞說出，難免使一般人覺得驚訝不解。 海瑞給後世人的印象是剛直不阿，而張居正精於權謀，可兩人的結局確實證明張居正“謀身”不如海瑞。張居正積勞成疾不到60歲便亡歿，死後被衆廷臣攻擊詆譭，被萬曆帝清算，家產被抄沒，長子自殺，其他兒子被髮配到煙瘴地面充軍，他80歲的老母尚在，目睹這樣一番家破人亡的慘劇，情何以堪!
海瑞以75歲高齡善終，生前和死後享有盛名，幾乎成了500年來中國清官的代名詞，包括皇帝在內，無人敢否定他的標杆價值。 謀國奇才 從“謀國”來說，海瑞的功業遠不如張居正。海瑞自冒死直諫嘉靖後，聲名鵲起，其不畏權勢、清廉無比的另類形象牢牢地樹立在大明的官場之中，沒有誰願意將這樣一個模範典型置於死地，而把自己擺在全社會輿論的對立面，因此劍出偏鋒的海瑞，由於自身近於嚴酷的道德操守，使他成爲幾乎無人能攻倒的一尊金剛。但這樣的人在官場註定只是一個用來擺設用來宣傳的標杆，而不可能掌握實際權力，幹一番利國利民的大事業，他到死也只是一個有政治地位而無實權的南京右都御史。
張居正位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顧命大臣、宰輔、帝師三位一體，他所掌握的權力，大明近300年中，沒有一個文臣能與之比肩。無論從國防、財政、民生和吏治，他力挽了正德朝後江河日下的頹勢，營建了萬曆初期的繁華，《明史·萬曆紀》評價道：“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覈名實，國勢幾於富強。”
國防方面。隆慶朝時，張居正鼎力支持北方邊防最高長官宣大總督王崇古，對威脅明朝北疆最大的韃靼俺答部，採取羈縻政策，封俺達爲順義王，開互市，換來了北部的和平。倭寇之患在嘉靖晚年已基本解決了，抗倭名將戚繼光調到薊州把守都城東北的門戶，另一位名將李成樑出山海關，深入遼東取得數次大捷，東北基本平靜，女真各部還在相互攻伐，努爾哈赤還沒有登上歷史的舞臺，建州女真威脅十數年後才顯露出來。 財政方面。經過清丈法和一條鞭法的推行，全國統計上來新增耕地面積182萬餘頃，比原有耕地增加了35%，自然稅源也就增加了。萬曆五年帝國中央銀庫太倉庫收銀436萬兩，比11年前隆慶帝登基時201萬兩增加了一倍多，兵部管理的太僕寺(總後勤部)當年的歲入銀兩也超過了400萬兩，京師倉庫所存的糧食足夠6年消費。 民生方面。全國老百姓的生活基本安定，特別是江南一帶民間經濟十分活躍。張居正重用了潘季馴，於萬曆七年完成了黃河的治理和運河的疏通。
吏治方面。隨着考成法的推行，官員懶散推諉的毛病得到了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爲提高，基本上實現了“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張居正傳》) 如果沒有張居正變法帶來的國力增強，很難想象他死去若干年後，萬曆朝能打贏寧夏平叛、播州平叛、援朝抗倭三次大規模戰爭。 皇權制度使良臣悲劇無法避免 這樣一位爲大明立下卓越功勳的人，卻不能善終，並禍及子孫，其“謀國”與“謀身”不能兩全的根本原因在哪裏? 筆者以爲其根本原因是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態使政治家在幹一番大事業保護好自身和全家之間，有着不能解決的矛盾和衝突。
這正是皇權制度到了明清時期僵化停滯、毫無出路的悲哀。 無論是張居正，還是海瑞，這類起於民間的士人精英，他們無不希望能“治國平天下”，他們的理想亦是千千萬萬傳統儒生的共同理想。相對公平的科舉制度也使門第並不高貴的精英，如張居正、海瑞這類人有進入廟堂實現政治抱負的機會。
但在皇權制度下，這類精英要富民強國，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得君”。即碰到一個好皇帝，在明君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下，勵精圖治。因此中國歷史上凡是強盛時代，必有君臣和衷共濟的佳話。如周公輔佐成王，李世民對待魏徵，明宣宗對待“三楊”，所謂“得君行道”。然而皇帝是最靠不住的，中國曆朝歷代都在盼明君，可明君在一大幫昏君、暴君中乃屬鳳毛麟角。即使君王初期信任大臣，最終難免不會卸磨殺驢、鳥盡弓藏，如李斯、張居正等人的下場。
對這點，張居正本人在生前已有預感，但爲了江山社稷，他說出了“雖機阱滿前，衆鏃攢體，孤不畏也”的悲壯之言。 在只能“得君”才能實現治國平天下抱負的政治生態下，政治家的安全和權利保障不依賴於制度而依賴於君王個人，因此風險很大。在這樣的體制下，得聖眷時犯法違規亦可逍遙，失寵時則小毛病可能被找出來作爲整肅的理由，榮辱生死繫於君王個人。
拿張居正本人來說，當年幼的萬曆帝以及皇帝生母慈聖太后充分信任他時，他擁有無人能比的權威，用霹靂手段清吏治、財政，得罪了一大幫既得利益者，但沒誰敢公開挑戰他。在這種除皇帝外沒有誰能監督制約他的情況下，他必定會獨斷專行，必定會因權力爲自己和家人謀取私利，有時連他自己也沒法控制。
比如他當國時，舉國官僚相方設法巴結他遠在湖北老家的父親，他無可奈何。對他的奉承拍馬更是花樣百出，人性是有弱點的，讓所有人都成爲百毒莫浸的海瑞顯然不現實。而皇帝信任他時，甚至默許、鼓勵他以權謀私，比如他的三個兒子連續兩屆考中進士，其中有狀元有榜眼。身爲首輔的他在兒子參加殿試前向皇帝請求迴避，不參加閱卷。皇帝明明白白告訴他，先生對社稷功勞太大，無以回報，只能看顧先生的子孫。但皇帝要整治他時，這些又被翻出來，全部成爲懲罰張家的理由。
士大夫們“得君行道”的無奈與反醒 余英時先生在《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一書中詳細地分析了宋代和明代政治文化的差異。宋代是最優待士大夫的王朝，宋太祖命令後世子孫不許殺一個文臣。所以蘇東坡儘管一貶再貶，其生活還是有保障的。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厲行新法。即使新法被廢除，王安石被罷相，他依然可以悠遊於林下。宋代基本上實現了錢穆先生所說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明代的政治生態要惡化得多，朱元璋殺戮、侮辱士大夫乃家常便飯，歷代皇帝既要用文臣辦事，又千方百計提防文臣，君臣的關係很難達到和諧狀態，到了末期更是朝野戾氣激盪。張居正是整個明王朝“得君”達到最佳狀態的大臣，皇帝和太后幾乎對他言聽計從。連如此之人尚且不能保身後子孫安危，那麼整個文官集團還能繼續做“得君”之夢麼?
早在張居正之前的正德朝，大思想家兼大功臣王陽明已經看出“得君行道”太艱難，因觸怒大太監劉瑾幾乎被害死的他，逃到貴州的深山裏，經過苦思而頓悟，把實現政治抱負的眼光投向民間，從“得君行道”的模式進步到“覺民行道”，即教化衆民，來實現政治清明，這庶幾近於公衆啓蒙運動了。
張居正的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後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這類傳統士大夫夢想的破滅。以後的東林人士企圖用講學、論政等民間輿論來影響朝政，但過於急切，平衡皇權和文官集團權利以及民衆權利的全新制度沒有建立，矛盾激化後無法調解，終於引發閹黨和東林黨的大火併，一大批有抱負有責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慘害，士大夫集團和明王朝也恩斷義絕，明朝的覆亡只是時間問題，即使張居正這樣的救時宰相再生也迴天無力。 等到清軍入主中原後，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先生爲代表的明朝士大夫，以“遺民”的姿態總結亡國的教訓，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痛斥君主獨裁的危害，提出君臣是平等的協作關係，以及評論皇權時代的“非法之法”，認爲學校應具有公議廟堂是非的功能——近似於現在的議會。
這些，只能是遺民們的錐心之得而已，在當時的現實中不可能實現，清王朝對士大夫思想、對民間輿論的控制已經遠遠超過明朝。中國人的“明君”、“清官”夢又延續了300年，“覺民”之說遙遠得如空谷足音。 在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態沒有改變之前，張居正這類政治家“謀國”和“謀身”不能兩全，幾乎是無可避免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