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向來偏好“以貌取人”。
比如看起來憂鬱文靜的梁朝偉，打飛的去倫敦的廣場喂鴿子，聽起來就特別合理；
但是中國文化裏又向來忌諱“以貌取人”。
比如人人都喊男神的完美神顏金城武，私底下是個有自閉症的遊戲死宅；
再比如看起來和電影中的恐怖分子長的一模一樣的邱禮濤，身上有着一層又一層讓你意外的屬性。
票房救世主VS 噩夢製造者
2020年中國電影的200億票房目標雖然在《送你一朵小紅花》的臨門一腳下完成了，但是《拆彈專家2》纔是妥妥的2020年中國電影票房冠軍。
無數觀衆在看完之後高呼“港片回來了”“還是港片頂”之類的溢美之詞，然後開始百度“邱禮濤”是哪裏冒出來的一代宗師，打開網頁之後又驚地手機落地，瞬間回到童年陰影的回憶裏，拿煙的手微微顫抖。
香港電影在國內觀衆心中佔有永不磨滅的一席之地，其原因之一是佳片無數，另一個原因就是很多邪典電影大開了觀衆們的眼界。
就像如今各大視頻平臺都會有一票海報上印滿了槍車球的擦邊球海報一樣，當年的小夥伴們看港片，也會在碟店裏尋找有槍車球的碟片封面。
如果你恰好在封面上看到一隻半裸的黃秋生站在一條女人的大腿旁，覺得今晚可以不寂寞了，於是租下了這張碟，那麼恭喜你，正式走進了邱禮濤的cult世界。
但凡你腦子的血沒有向下流，多看一眼片名《人肉叉燒包》，也不至於一晚上都嘔吐不止，雙眼失神，手腳冰涼，夜不能寐。
《人肉叉燒包》的劇情很簡單，前半段就是黃秋生殺了一家八口人，然後把他們剁成了餡做成了包子賣了，客人們還覺得很好吃，連來調查的警察們都讚不絕口；後半段就是黃秋生被捕，面對這個人渣，警察毆打他，醫生虐待他，獄友侮辱他，最後他自己咬斷自己的大動脈求死。
影片竭盡所能的製造視覺奇觀，在那個沒有什麼電腦特效的年代，用各種硬核的道具製造慘案現場，血漿橫流，殘肢遍地，儼然慘案氛圍組，把電影烘托的詭邪怪誕。
黃秋生更憑藉癲狂的表演拿下了香港金像獎第一個三級片影帝，之後就走上了出演各種變態的不歸路。
然而這還不是他倆人生的最高光時刻。
三年後，邱禮濤和黃秋生帶着《伊波拉病毒》來了！
這部電影可謂是邪典電影的集大成者，一部驚天地泣鬼神、看過之後男默女淚的史詩級B級片。
裏面的情節包含了你所能想象到的所有低劣、變態、暴力、血腥、色情、恐怖和癲狂。
比如影片開場，黃秋生和某女通姦被抓，結果直接殺人全家；
比如黃秋生在非洲看到一個病到吐白沫的黑妹，第一想法是上去嘿嘿嘿而不是救人；
比如自帶病毒的黃秋生對警察進行口水攻擊……
整部電影充滿了無政府主義者的毀滅元素，同時又有着微妙的令人着迷的噁心氣息，無論是業內還是業外，對此片的評價都極高。
之後邱禮濤又拍攝了《陰陽路》系列8部，成爲了香港鬼片最後的榮光。
再之後邱禮濤就和邪典電影直接掛上鉤了，無論多少片商找上門，他也會找點時間，找點空閒，帶着黃秋生，常回片場拍拍B級片。
比如2007年的《降頭》，2009年的《頭七》，2014年的《重生》以及2017年的《失眠》。
追夢電影人VS影圈打工人
但你若認爲邱禮濤是個有追求的B級片個性導演，那你對他的認知又太過於淺薄了。
邱禮濤的偶像是德國導演萊納·維爾納·法斯賓德，一個只活了37年，但是用14年拍了41部電影同時還有時間抽菸喝酒燙頭吸毒搞同性戀的瘋狂導演。
邱禮濤在私生活上並不追求賓導的做派，但從1987年第一次執導電影《靚妹正傳》以來，從業34年的邱導已經導演了93部、參與拍攝34部、編劇30部、任製片人14部電影了，滿打滿算也有將近130部電影。
其中一些名導的知名影片，都是由他來做攝影師的。
比如黃泰來的《法內情》《三狼奇案》《愛人同志》、陳可辛的《晚九朝五》、徐克的《順流逆流》《蜀山傳》《七劍》等。
邱禮濤拍片速度快在業內是有口皆碑的，無論多大的片子到他手裏，也就是個把月的事情，甚至還可以節約成本。
比如周星馳的《新喜劇之王》要在一年內從立項到上映，於是請了邱禮濤來做執行導演，僅僅一個月就拍完了。
但邱禮濤並不是有什麼追夢的目標纔去瘋狂拍片的。
16年時光網採訪他時表示：爛拍沒有關係，沒得拍纔是問題，開工是開心的，因爲有寄託。
果然打工人，打工魂。
在邱禮濤三十多年的從業經歷裏，他拍過各種類型的電影。
警匪、動作、愛情一應俱全，甚至時不時還會拍一些主旋律電影，着實是有點多產多能。
其實是個文化人
每一個導演的電影都是思想的體現，導演背後的文化涵養，纔是一位導演的真面目。
邱禮濤雖然在商業電影中游走多年，但其實他是個實打實的文化人。
大學期間他就在《年青人週報》《翡翠週刊》《凸週刊》《文化新潮》《星島日報》和《TOP》等報章雜誌發表文章。
後來還創辦了《中國青年週報》、《大影畫雙週刊》和《影藝》半月刊三本雜誌。
1981年他在香港浸會大學修讀電影，拍電影的間隙，一路考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博士論文題目叫做《The progression of political censorship : Hong Kong cinema from colonial rule to Chinese-style socialist hegemony（政治審查的發展：香港電影從殖民統治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支配權》。
還有一篇博士論文叫《當代中國文化工業：文學和知識分子的尋繹》，其中主要的研究對象是《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原版小說，其見解透徹到勝過很多內地人。
包括在他的那些速成電影裏，也能看到許多他對社會的思考。
比如《人肉叉燒包》中對澳門警察的描寫，竭盡無能之事；
《夢差人》中對不同警察部門和制度的反思；
《給他們一個機會》中對青少年未來出路的思考；
《兇手還未睡》中對女性遭遇家暴的關注；
《性工作者十日談》和《性工作者2：我不賣身，我賣子宮》關注了邊緣工作者；
《夜叉》討論了法律和私刑的辯證關係，後來在《掃毒2》中升級討論。
在電影《等候董建華髮落》中，邱禮濤把焦點集中於政治變動下的底層人物，不做批判，不站立場，只是安靜的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真正表達出了“時代的一粒塵埃，落在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的意境。
另外邱禮濤還是一位搖滾樂愛好者，他出席每一次活動的時候，衣服上都印着著名搖滾樂隊的圖案。
而內地搖滾一戰封神的1994年紅磡演唱會，就是由邱禮濤親自導演的，這場演唱會至今仍是樂迷心中的最愛。
這些年來，香港電影市場衰落，港式商業片也逐漸式微，無數香港導演來到內地後水土不服，電影不再具有以往的水準，甚至淪落到無片可拍。
慶幸我們還有邱禮濤，在熟練的商業片流水線上，依然保持着對體制的思考，對世俗的洞察，可以讓內地的港式電影保持着一份獨特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