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期的黃宗英。
“戲骨”黃宗英
本刊記者/宋春丹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2020年12月11日中午，在上海華東醫院的病房裏，黃宗英鼻子上插着氧氣管，側躺在病牀上，與陪護了她25年的保姆對誦唐詩《靜夜思》。
12月14日凌晨3時28分，黃宗英逝世，享年95歲。
在悼詞中，她和趙丹的兒子趙左說：母親是幸運的，一生經歷了幾代人才有可能經歷的人與事，過程中有失敗，有成就，始終面向光明。
黃宗英早年拍的左翼電影，結尾多是“走呀走呀，走向遠方”。現在，她真的走了。
“遠方”不遠
黃宗英的人生是在9歲那年發生第一次斷裂的。那年父親突然因傷寒病逝，家道陡落，從月入360元大洋，到無分文收入。
她9歲前的人生，富足而溫暖，書香滿溢。父親黃曾銘是青島電話局總工程師，曾留學日本，酷愛京劇。
這是一個溫馨自在的大家庭，黃宗英覺得他們家沒有所謂的“家教”。父親對子女個性、志趣的自由發展從不干預，還老沒大沒小地攛掇他們上樹、爬牆，給孩子們當馬騎，常年在戲園子裏訂包間帶全家看戲。父母並不對孩子們進行“好好讀書”的說教，卻將《萬有文庫》《中學生文庫》《小朋友文庫》等整個文庫連着帶玻璃門的書櫥一起買回來。兄妹們辦起了“我們的圖書館”，還刻了章。黃宗英最喜歡整理書架，一本本似懂非懂地看過去，記住了許多唐詩宋詞，直到晚年還能流利背出《琵琶行》《長恨歌》等長篇詩詞。
爲了養家，黃宗英15歲踏入上海灘的演藝圈。年紀尚小的她身材瘦削，穿旗袍不顯曲線，戲院老闆要她找兩塊海綿墊在衣服裏，還要對人賠笑，甚至主動蹭人。她說，寄人籬下沒辦法，只能這樣生存下來。
1943年，黃宗英在輕喜劇《甜姐兒》中主演一位大小姐，紅遍上海灘。每場演完都會有很多粉絲守在後臺給她送花，請她吃飯。她每天都收到求愛信、照片、請帖、鮮花，晚上一下戲門口有許多大亨、少爺的汽車在等她。
突如其來的大紅大紫讓黃宗英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不安，她不想再接《甜姐兒》之類的劇本，想回去讀書又不現實。她說，不知爲什麼，她想結婚了。
丈夫郭元同是一名劇團指揮，婚後18天就病逝了，那時她才18歲。21歲那年，爲了有一個好人可以依靠，她“一時興起”嫁給了自己的老闆、南北劇社社長程述堯。
1947年夏，她在拍攝《幸福狂想曲》時結識了著名演員趙丹。這是一部諷刺喜劇，故事說的是當時的年輕人沒有出路，趙丹飾演的無業者擺地攤賣“消瘦丸”，遭流氓打警察趕，結識了黃宗英飾演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兩人成爲了情侶，一起設法逃出魔掌，踏過郊野的垃圾山，去尋找“人與人平等的地方”去了。
之後，黃宗英離開了程述堯，與趙丹結婚。她說，自己一生中最迂迴曲折的情節，是“難爲趙丹妻”。她也經常對朋友說，這輩子做得最對的一件事，就是嫁給了趙丹。
這年秋，崑崙影業公司老闆任宗德邀請黃宗英簽了基本演員合同。崑崙影業出過《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等片子，放映時，影院裏哭聲此起彼伏。黃宗英能感覺到，這是一家進步的而非純商業化的電影公司，但她並不知道這是中共地下黨通過陽翰笙來領導的，是地下黨在白區的據點。她尤其想不到，自己就此算參加了革命，“老來還撈了個全勞保”，成爲局級離休幹部。她只是朦朧感到，身邊有一種神祕氛圍。
在迎解放的炮聲中，黃宗英參演了表現國民黨政權末日景象的片子《烏鴉與麻雀》，飾演國民黨官員的情婦，被認爲是她的演技高峯。
這部電影的主要編劇陳白塵是國民黨黑名單上的人。當時任宗德家開了兩桌牌局，黃宗英和其他女客吆三喝四打麻將做掩護，陳白塵、趙丹等編劇組成員打梭哈，攢出來的劇本大綱就寫在記分紙背面。
新中國成立後，在控訴舊社會沒有創作自由的座談會上黃宗英才瞭解到，劇本的送審本是僞造的，真的劇本則藏在攝影棚的房樑上。那時她才知道，“很遠的遠方”並不遠，就在她的身邊。
“氣質不過關”
1950年，趙丹主演、黃宗英參演的《武訓傳》公映，反響極其熱烈。
《武訓傳》開拍於1948年，拍這部片子的背景，黃宗英總算“清醒又明白”。當時“三大戰役”已經開打，國民黨爲虛張聲勢，總在電影前加映所謂“戡亂”片。於是陽翰笙把趙丹等找去佈置任務，說導演孫瑜已經帶着《武訓傳》的劇本去了國民黨的“中央電影製片廠”，提出要拍重點片，邀趙丹主演，讓趙丹獅子大開口，要最高的片酬，佔住他們的資金，還要佔住他們的設備、場地等。
影片好評如潮，趙丹和黃宗英以爲能像《烏鴉與麻雀》一樣獲得大獎，沒想到晴天一聲霹靂，等來的卻是一場全國性的大批判。黃宗英回憶，那時她每年的年終鑑定第一條總是“聽黨的話”，哪怕《武訓傳》受到這樣的批判，跟黨也不隔心。
1959年初，她又受到了一次更大的震撼。當時她正在參加電影《聶耳》的拍攝，飾演舞女馮鳳（趙丹飾男主角聶耳）。一天電影局領導突然宣佈，把她從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調至電影文學創作所，專業寫劇本。
新中國成立後，黃宗英因爲“長得不像工農兵”，演電影的機會少了。爲了能脫胎換骨，她又下工廠又下農村，但始終“氣質不過關”。她要求回到舞臺（因爲舞臺表演動作大，可塑性更強），也不被批准。與此同時，因爲在演藝圈中算得上是“筆桿子”，她被選送參加了北京第一屆電影編劇講習班，並被吸收爲上海作家協會會員。
突然被改行，毫無思想準備的她大吃一驚，頭猛地一下疼了起來。從此，頭疼伴隨了她一輩子。
作家陸正偉80年代結識了黃宗英，他回憶，黃宗英患有嚴重的頭疼症，要服用奧氮平。這是一種精神類處方藥，黃宗英的戶口在上海，晚年定居北京的她在北京沒醫保，開不了這種藥，經常向在上海作協工作的陸正偉求援。陸正偉接信後就馬上到華東醫院開藥速寄北京。一來二去，他手上有了二十多封黃宗英寫給他的信，信中還告訴了他此病的來龍去脈。
60年代，夏衍提出，黃宗英不寫電影劇本的話一年交兩篇報告文學也可以。她從此“堂而皇之地寫起報告文學來，而且變得只會寫報告文學了”。
爲了尋找素材，她經常離家去偏遠地方體驗生活，一走就是幾個月。半夜醒過來靈感乍現就趕緊寫在小紙條上，用大頭針別在沙發或牀邊，家人經常被大頭針扎到。很快，她創作出了《邢燕子》《小丫扛大旗》和《特別的姑娘》等以“社會主義建設典型”爲主題的報告文學。
那段時間，她忙於下生活，採訪，寫作。趙丹和前妻葉露茜的女兒、舞蹈家趙青曾在《我和爹爹趙丹》一書中回憶，父親和宗英媽媽終年天南地北，聚少離多，逐漸產生了隔閡。1962年秋，父親向她吐露，自己愛上了南國名優紅線女。她建議父親去找周恩來，父親真的去了，但周恩來沒有同意他離婚。
趙丹在接踵而至的運動中屢受衝擊，“文革”中更是被關押了五年，黃宗英始終陪在他身邊。
70年代初，黃宗英被下放位於上海郊區奉賢塘外的上海文化“五七幹校”。
男女宿舍隔着薄薄的蘆葦牆。黃宗英住上鋪，從蘆葦牆上方能看到隔壁睡下鋪的巴金，夜間偶爾能聽到他睡夢中的驚叫呻吟。當時他的愛妻蕭珊患了癌症，他卻不能去探視。
黃宗英回憶，自己不太想活下去的時候，常常望着沉默的巴金。他已曬得黝黑，但雙目依然睿智慈祥。白天，他戴着舊遮陽帽，赤腳穿着洗得發白的鞋，走在塘外田野，讓她想起北歐小說鋼筆畫插圖裏的大叔。她曾多次飾演巴金筆下的角色，其中《家》中的梅表姐是她最滿意的角色塑造。她說，這麼苦情的角色，她賦予了其微笑。
在幹校，她學會了一種本領：無表情。路上遇到熟人，她馬上瞳孔散開，目光呆滯，徑直而過。遇事，既不能哭，更不能笑，因爲一個笑容就有可能構成罪狀。她說，這種表情，一個演員也是很難練的，練好後也是留有後遺症的。
“在生命的底片上第三次曝光”
1978年，《人民文學》雜誌編輯周明去黃宗英和趙丹在北京華僑大廈的住所看望他們，趙丹問他：“宗英最近哭出來一篇文章，是控訴‘四人幫’的，不知你們《人民文學》好不好發表？”
“哭出來”的文章，就是黃宗英的首篇名作《星》。1978年，電影界爲一批人士平反，但沒有電影演員上官雲珠，黃宗英寫了此文悼念她。上官雲珠的丈夫正是黃宗英的前夫程述堯，兩家人始終保持着熱絡的往來。
《星》在《人民文學》發表後，反響強烈。1979年，黃宗英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此時，她已經成爲徐遲、劉賓雁、柯巖、理由、陳祖芬、程樹榛、魯光、楊匡滿等報告文學作家羣中的主力成員。
1981年，中日合拍片《一盤沒有下完的棋》開機拍攝。黃宗英在片中飾演婉怡，這是她時隔二十多年後首次重登銀幕。
中方導演段吉順回憶，雖然黃宗英戲份不多，但是開拍前她主動到無錫體驗生活。有一場在家殺魚爲赴日留學孩子送行的戲，拍攝時已是晚上十點，但黃宗英堅決要求用活魚不用道具。她說，在無錫太湖邊上，哪能讓孩子吃不到一條活魚？最後，攝製組在老鄉家魚缸裏撈到了一條。
影片原定中方主演兼藝術顧問爲趙丹，但影片開拍前，趙丹病重入院，經檢查是胰腺癌晚期已經擴散，不久去世。黃宗英說，自己這輩子的一大遺憾，就是沒能和趙丹在《一盤沒有下完的棋》中再續銀幕緣。
在日本舉行的首映式上，黃宗英沉默良久，指着劇場進口處說：“你們看誰來了，是趙丹先生來了，他人走了，心還在，他就坐在你們中間，和大家觀看這部影片。我們兩國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但也經歷過十分不愉快的時候，他來這裏是要提醒我們，正視歷史，回憶過去，是爲了把握現在，爭取美好的未來。”
1982年9月初，黃宗英第一次隨中國作協參觀訪問團到西藏，她擔任團長，周明是祕書長。採風結束，臨行前兩天，黃宗英在招待所意外碰見了紮根西藏、正要進林區的高原生態學家徐鳳翔，便不顧大家再三勸阻堅決退票，要與徐鳳翔同行。她還託周明帶了幾封信給家人，全是安排後事的“遺書”。
此後她住進徐鳳翔的小棚屋裏，用3個月時間寫成一篇3萬多字的報告文學《小木屋》，風靡一時。
不久，她的人生軌跡再次改變。1984年7月，她下海經商，成立“蛇口都樂文化娛樂有限公司”，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在接受採訪時，她說：“我要在生命的底片上第三次曝光。”她回答了從商會不會影響創作的問題：“我認爲要寫好改革的文章必須有改革的思想，你不懂CIF（到岸價）、FOB（離岸價）、FAS（船邊交），你怎麼寫對外經貿戰線改革者的文章？”
然而，創業一年間，她不斷受騙，籌集的大量資金被人挪用，公司運營一直虧損。1986年初，被視爲文化創業界“吃螃蟹”者的她黯然離開了深圳。
“大海”與“高山”
1980年趙丹英年病逝後，有朋友勸黃宗英再找個伴侶，她卻說：“我曾經嫁給了大海，難道還會再嫁給小溪嗎？”
沒想到，“大海”之後還有“高山”。1993年深秋，黃宗英與著名翻譯家、文藝界人稱“二哥”的馮亦代結婚。
兩人的書齋掛着馮亦代與已故前妻鄭安娜、黃宗英與趙丹的合影。黃宗英說：“正因爲我們對各自的過去都很清楚，所以我們彼此都深深地理解和信任對方。”他們將二人的散文合集命名爲《命運的分號》，著書撰文時也從不迴避各自的情感歷程。她說：“記住應該記住的，忘記應該忘記的，切莫忘記應該記住的，記住應該忘記的，那就沒治了。”
1998年，南通市政府正式公佈，將趙丹在南通市西南營36號的故居列爲市文物保護單位。友人告知黃宗英這一喜訊後，她欣喜異常，還回寄了一幅懷念趙丹的書法作品，上寫：自君別後，山川伴我我伴山川。自君別後，硯冷墨枯紙黃筆魂相偎依。自君別後，只想忘記偏難忘記。自君別後，怎料得最悲寂寞。
黃宗英用了“和美寧靜”來描述晚年這段婚姻生活。馮亦代叫她“小妹”，說她是“七十歲的年紀，十七歲的脾氣”，還稱她是自己的活字典，有想不起來的簡體字，不用查字典，一問她就解決了。她則稱呼馮亦代“二哥”，說自己愛他的爲人憨厚，學識淵博，寫文章要引用典故，只要問他一聲，他馬上就能準確地從書中找出來。
2005年元宵節，馮亦代去世。他走後，黃宗英出版了他們的情書集《純愛》。
自此，她孤身一人。她說：“孤獨對於我來說，是一種享受，我以前過得太熱鬧了。”
晚年，她讀了函授大學，彌補年輕時沒上大學的遺憾。年過八十後，她每日仍讀書、寫日記。
2008年春節，周明去看她，在東樓17樓的病房窗前促膝而談了一個上午。她爲周明題寫了一句自己很喜歡的話：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2018年11月30日，黃宗英參演的最後一部電影《請你記住我》上映。92歲的她飾演自己，她在大銀幕上說，自己這輩子做得最好的事就是嫁給趙丹。“他一生坎坷，運動一個接一個，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好，就在他身後緊緊地抱住他，爲他分憂。”
趙丹的女粉絲衆多，黃宗英會請她們到家中做客。她說，她們都愛她的丈夫，這是她最自豪的事。
中國電影集團藝委會主任江平導演是1975年春節第一次見到黃宗英的，那時他剛14歲。他在親戚家過春節，趙丹和黃宗英一家就住馬路對面的湖南路8號。江平是趙丹的小同鄉，去他家玩兒，見黃宗英穿着深藍色布衣罩棉襖，正繫着圍裙忙家務，未施粉黛，就像一位普通的家庭婦女。
1986年，黃宗英和江平在趙丹的家鄉江蘇南通。圖/受訪者提供
2020年春節，剛從中影股份總經理位置上退下來的江平去上海華東醫院看望黃宗英。她對着鏡頭朗誦詩歌，還特地錄下“武漢加油，全國加油，奶奶也加油”的視頻。江平過年回南通爲趙丹掃墓，把視頻發給她，她特別高興。
生命的最後十幾年，黃宗英都是在上海華東醫院度過的。她每天背詩詞，堅持寫日記，寫長短不一的隨筆，並把這些短文命名爲“百衲衣”。她最愛念的詩是自己寫的《別說自己老了》：
別說自己老了！別老說自己老了！根本別去想自己老還是不老。青春的節奏還在我心中跳躍，未來的藍圖依然盤旋在我的頭腦，兒童般的好奇也並沒有把我拋掉，追求新知識那股勁頭我也不輸學生年少。憑什麼說自己老了？唉！暮年該來的煩惱找上了我，我就跟比我還糟糕的人去比較，於是坦然一笑，哈哈，還好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