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賈樟柯電影《山河故人》中，張譯飾演煤老闆張晉生。 （資料圖/圖）
如果從2006年出演電視劇《士兵突擊》中的班長史今算起，張譯踏入影視圈已經14年，在此之前，他在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友話劇團當了9年文藝兵。導演張一白評價他，低調、含蓄、溫和，不太像演員，“更不像藝人”；好友、編劇史航稱他爲“全能演員”，連聲音都有戲，“就是能讓火車慢點開、紙飛機快點飛的那種聲音”；大衆更爲熟知的褒獎來自陳凱歌，贊他“戲比天大”；張藝謀最新的兩部電影作品《一秒鐘》和《懸崖之上》中，張譯都是男主角——在張藝謀漫長的導演生涯中，這樣的情況也不多見。
張譯的故事頗具勵志色彩。文藝兵時期，這位“不太像演員的演員”，吃了外形的虧，長期無戲可演，做的更多是寫會議紀要和報告，他把空出來的時間幾乎都給了劇本，研讀過兩千多部前蘇聯劇本，也自己寫劇本。
史航是在那個時期與張譯結下的“戰鬥友情”，他們的相識很有戲劇性。當時史航與編劇蘭曉龍住在一起，張譯拿着他寫好的一部講述剿匪英雄楊子榮的劇本《宗貴兄弟》登門討教，史航和蘭曉龍正在爲寫劇本發愁，見一個話劇演員來遞劇本，有心刁難他，圍着他嘰嘰喳喳，說了一番他聽也聽不懂、高深莫測的專業術語，把張譯說出了一身汗，悻悻然離開了。他們以爲就此把張譯嚇退了，沒想到，過不了幾天，張譯又來了，緣分由此結下。後來蘭曉龍寫出了《士兵突擊》，張譯出演的班長“史今”，名字就來自於史航的哥哥史今。
因爲《士兵突擊》，張譯開始被導演和大衆看見。此後14年間，他出演（大部分是主演）了29部電影、34部電視劇，平均每年就有四五部影視作品同期上映，從無戲可演一躍成爲高產的男主角。史航記得，張譯最早紅了之後，粉絲送的一束花，他都一定要帶走，不會留在現場。“他是我見到的所有演員中，對外界最領情的一個人。”史航評價。
張譯飾演的角色豐富多元，有警察、法院審判長、科研工作者、抗戰英雄，有油頭滑腦的富商、千里尋子的儒商，還有勞改犯、逃兵、江湖混子……這些現實主義題材中的現實人物，幾乎不是誇張的戲劇化角色。爲了演活這些生活中的“身邊人”，張譯花大量功夫在戲外，與現實中的人聊、爲劇本體驗生活。
“每一個職業都有它的付出，我們這個職業尤其，影像的東西要比我們活得長遠，幾百年、幾千年以後它都能留存，那多值。”張譯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爲了飾演文革時期勞改農場的勞改犯張九聲，張譯在三個月裏暴瘦二十多斤。 （資料圖/圖）
“消失”的勞改犯在張藝謀的最新電影作品《一秒鐘》中，張譯飾演文革時期勞改農場的勞改犯張九聲，因爲跟“造反派”頭頭打架鋃鐺入獄。
張藝謀第一次見張譯，給他提的要求就是瘦，從人物身份和所處年代來看，張九聲都不會是個胖子。爲此，張譯強行讓自己在三個月內暴瘦二十多斤，從形象上與角色靠近。“速成”減肥帶來的“好處”是，人在那段時間會變得有些壓抑，張藝謀希望張九聲是脾氣暴躁的，壓抑的情緒會幫助角色塑造。
減肥也讓張譯吃到了苦頭。《一秒鐘》的紀錄片裏，有一場吃麪的戲，需要張譯狼吞虎嚥，在那之前，張譯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碰過麪食了，突如其來的飽餐讓他有些難以適應。那場戲連續拍了十幾條，張譯就連續吃了十幾碗麪，吃到最後，他已經胃痙攣了。“任何一個工作對健康都有影響，你是想活得特別健康，但是你一事無成，還是想稍微有一點點瑕疵，但你做了很愉快的事情。看你自己的選擇。”張譯在紀錄片中說。
接到劇本後，張譯就去體驗生活了，他找到曾經在“號裏”待過的“大哥”，跟他們聊出了諸多生動的細節，用到了電影裏。編劇鄒靜之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張九聲身上那種“倒驢不倒架”的勁兒，就是張譯的貢獻，聽着有反諷的喜感。快開機前，他還就着這股勁兒專門修改了一些臺詞，凸顯張九聲嘴硬不認輸的性格特徵。
影片裏有一段，從勞改農場跑出來，混跡在觀衆堆裏看電影的張九聲被範偉飾演的電影放映員範電影發現了，範電影厲聲厲氣地喊了一句：“站起來！”幾乎是下意識地，張九聲立刻就站了起來，範電影讓他坐下，他也是下意識地坐下。“他（勞改犯）某些東西和當兵受到的一些下意識的訓練，有一點點類似，那種下意識、條件反射的東西，我把它放到了人物身上，就比較有效果。”張譯說。
那場在麪館吃麪的戲，劇本里只交代了一個場景，至於怎麼“吃麪”，需要演員自己發揮。張譯的演法是：一隻手往嘴裏使勁兒扒面，另一隻手緊緊護住自己的飯盆。張藝謀看完，連聲說這個動作用得好。這得益於張譯提前做的功課。“你想，在張九聲過去經歷的那種生活中，我們可以想見吃東西是要搶的，食物是寶貴的，所以他吃的時候一隻手護着，這跟動物一樣，你看老虎、獅子吃肉，剩下的肉一些其他小動物來吃的時候，基本就是嘶咬一塊趕緊拿走，藏起來。”他對南方週末記者分析。
張譯生於1978年， 他出生的時候，《一秒鐘》裏故事發生的年代已經結束了，農場勞改犯也成了歷史上“消失”的人。1980年代初，他記得在老家哈爾濱的街頭見過大卡車拉着勞改犯遊街，老百姓都出來看，有人被拉去執行死刑，脖子上掛着一塊牌子。這些死刑犯的形象至今還留在張譯記憶裏——他們半低着頭，被五花大綁着，眼神憤怒、幽怨。後來他把這種眼神也用到了張九聲身上。
《一秒鐘》有一個令張譯產生共鳴的主題：它用一種看似荒誕的敘事，生動體現了在娛樂生活很貧瘠的年代，老百姓對電影的熱愛，即使被五花大綁，還在津津有味看《英雄兒女》。
張譯對電影、戲劇也是癡迷和虔誠的崇拜。蘭曉龍是張譯的師兄，比張譯先進入戰友話劇團，做職業編劇。蘭曉龍在多年前提及：“張譯當時到我家借本書，緊張得都在發抖，借一個劇本都在緊張得發抖。我那時候跟他不熟，我要知道這東西對他這樣神聖的話，我上街給他買一本就完了；他跟我借一個也不是多麼優秀的劇作家，前蘇聯的蓋利曼，他借了這個劇本回去以後，這麼厚的劇本，他能全部給複印下來。當了我們戰友話劇團的演員，在書籍、看戲、他的行業經驗方面都是非常貧瘠的，於是乎他對這些東西都非常珍惜。”
被問起那段“手抖”的經歷，張譯開玩笑地說，“那是因爲蘭哥家溫度太低，凍的，那時候都是住部隊宿舍。”他轉而又嚴肅起來，“我一旦瞭解一件事之後，就會容易對一件事產生莫名的敬畏之心。一旦做了話劇演員，我就會對話劇舞臺會產生一種殿堂感；拍電視劇也會對電視劇產生一種敬畏之心；後來進了電影的世界，又會覺得電影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珍貴。”
《八佰》中，張譯飾演膽小怕事、一門心思想逃走的“老算盤”。 （資料圖/圖）
英雄！英雄！《一秒鐘》裏，張九聲千方百計要看的電影，是拍攝於1964年、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英雄兒女》，電影播放前的新聞簡報裏，他多年未見的女兒在其中出現了一秒鐘。《一秒鐘》之前，張譯主演的上一部電影《金剛川》，也是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戰爭片——觀衆會在兩部電影裏聽到《英雄讚歌》、看到張譯。
《英雄兒女》的故事，張譯小時候就看過，而且不止一遍，印象最深的就是英雄王成的那句“向我開炮！”這是屬於一個時代的英雄標籤。他的另一個記憶則更個人化，來自王成的妹妹、部隊文工團員王芳，“演王芳的演員長得像小松鼠，特別可愛”。
《金剛川》開拍時，導演之一的路陽就明確表示，要給英雄去臉譜化，“志願軍們不應該每個人是一樣的、是同質化的，他們一定是很鮮活的人”。張譯在片中飾演的高炮排排長張飛，就是一個非典型英雄，在吳京飾演的高炮班長關磊一門心思往前衝、不惜打光炮彈也要打下美軍飛機的時候，張飛總是看上去慫慫的，老要護着彈藥箱，兩人爲此沒少鬥嘴。但在關磊犧牲後，張飛衝到了最前面，戰鬥到了最後一刻。張飛的故事，成了《金剛川》衆多羣像裏最動人的一筆。
“我沒想過他（張飛）是不是英雄的問題，因爲只要在國產電影中出現的志願軍形象，都是英雄，所以就不用想怎麼演英雄，就想他是個人。演角色就不能先把他的身份前置，而是把作爲人性放在最前面，人性的底子打紮實之後，再去給他填英雄的色彩這些外掛的東西。任何一個英雄呱呱墜地的時候都一樣，英雄也尿炕，也吃手指頭，餓的時候也哭，我們先把人性最根本的東西演出來。”張譯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在《八佰》裏，他演的是膽小怕事、一門心思想逃走的“老算盤”。“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偏反派的人物，他的願望就是活下來，這沒有任何錯。你想像‘老算盤’一樣活下來，不丟人，當然你想像張飛一樣壯烈犧牲，更值得敬仰、尊重。‘老算盤’的境界肯定沒有張飛高，但‘老算盤’想活下來，也是一個美好的願望。”
戰鬥的最後時刻，張飛已經被炸得不成人樣了，還在繼續開炮，這被認爲有一些誇張的成分。張譯翻閱了大量抗美援朝時期的史料，發現了一個叫劉四的英雄，確認這樣的舉動不誇張。劉四就是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一個人開了兩個門炮。按常理，每門炮需要有7到8個人才能操控，但劉四卻在重傷的情況下開兩門炮，還真的擊落了一架敵機；在另一個真實故事裏，一位志願軍指揮官雙腿被炸沒了，在戰場上爬行，靠爬行完成一場戰鬥的指揮之後才犧牲的。“我們沒經歷過那個年代無法理解，但是確有其事，我覺得張飛怎麼演都不會過。”張譯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山西煤老闆、官場人士富商，是張譯之前常常飾演的角色。在賈樟柯電影《山河故人》裏，他是山西煤老闆張晉生；在陳可辛的《親愛的》裏，他是富商韓德忠——尋親互助團體的負責人、失蹤兒童家長中最積極也最堅定的代表。
富商離張譯的生活較遠，尤其是張晉生那樣的，1990年代在山西一帶靠煤交易一夜暴富的企業家，他在生活中完全沒接觸過。爲了演出煤老闆的味道，張譯觀察老家東北最早富起來的一批人。同樣在1990年代，東北也有一批靠倒買倒賣先富起來的人，那時“大哥大”剛興起，富商們紛紛趕時髦買起“大哥大”，張譯就把他們怎麼使用“大哥大”的勁兒用到了張晉生身上——掙錢了高興，還帶有一絲絲的炫耀和得意。
《親愛的》裏的尋親代表韓德忠則是另一類富商。韓德忠是儒商，張譯就和服裝老師商量，爲韓德忠出場準備一套中式對襟的衣裳。“有時候你看不出來是個商人，他有文化，但是從他的衣着，他的社會能力、人脈關係、身份一目瞭然。”張譯對南方週末記者分析。
韓德忠的原型叫孫海洋，是丟失兒子的普通老百姓。張譯最先是從紀錄片認識孫海洋的，那時孫海洋的孩子已經丟失七年，但他和妻子從未放棄尋找，還熱心幫其他丟失孩子的父母找孩子。後來，連騙子都不再給他打電話。紀錄片裏，孫海洋的講述有一幕令張譯印象深刻，這一幕最後也出現在了《親愛的》裏，那是與孫海洋有同樣處境的一個難兄難弟後來找到了孩子，專門大宴賓客，舉辦孩子的生日宴。孫海洋很高興，大老遠就跑過去祝賀，結果在席間受不了，哭着離開，他說因爲他聽着那家人放着鞭炮，看到他們在喝酒，看着他們那麼高興，想到自己的孩子依然沒有着落，死的心都有了。
《親愛的》正式拍攝前，張譯和孫海洋見了一面。本來張譯準備了很多問題想當面問孫海洋，真正見到這對夫妻時，張譯什麼都問不出來了，“再問我就該哭了”。後來，他們的交流更多通過發短信、微信。影片尾聲，張譯徵得孫海洋和監製的同意，把孫海洋真實的電話號碼發了上去。電影裏，韓德忠最後宣佈了放棄尋找兒子，這和孫海洋的經歷有出入。“但他再生一個孩子就能解決他對第一個孩子的思念之苦嗎？其實我去問過孫海洋，他說從來不會，現在想到第一個孩子還會哭，還會一刻不停地去找。”張譯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除了富商，張譯還多次飾演過官場人士。在電視劇《國家行動》中，他是被腐敗拉下馬的濱江市公安局副局長徐望東；在馮小剛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張譯是“假聰明”的法院審判長賈聰明；在《江湖兒女》中，他雖然是客串，只有一分鐘的鏡頭，一頓飯局，卻演出了鮮活的“官場現形記”。
在《我不是潘金蓮》中，張譯飾演的賈聰明，前任就是因爲上訪戶李雪蓮被撤職，所以他一直很小心不趟這個渾水。偶然靈機一動，他想爲仕途投機，幾乎快成功解決李雪蓮告狀的問題，但最後功虧一簣，把縣長、市長搞成了笑話，還激怒了李雪蓮。
140分鐘的電影裏，張譯只有不到20分鐘的戲。史航評價他“用貌似機械實則精巧的肢體動作，完成了要言不煩的表演”。媒體曾記下這樣一幕：影片最後，一羣人圍住、抓捕李雪蓮，李雪蓮哭着跌落在地，這時一隻手緊緊拽住了她的書包帶——粗暴、強硬、青筋暴露，有熟悉張譯的朋友猜測，“戲這麼多，一定是張譯的手。”後來證實果然是他。
賈聰明之前，張譯沒有演過基層官員，剛開始不知道這類人物是什麼樣貌。後來，他參加了一個飯局，在飯局上看到了這樣的人，張譯在一次採訪中回憶那場飯局：“曾經有一個人在一頓飯中，要諂媚領導。一見面，他叫那人王總，當把酒倒上去的時候，稱呼就變成了領導。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的時候，稱呼就變成了老大。等叫完老大，這頓飯吃完的時候，他跟那個人叫哥。同樣的一個人在對待另一個人的稱謂，在短短兩小時之內有這樣大的一個變化。”
作爲演員，他也要與這些紛繁複雜的角色打交道。“只要把那個角色演活了，觀衆會覺得張譯就是張飛，張譯就是張九聲，張譯就是賈聰明，這種代入對觀衆來講是好事，但對於演員來講，你演完之後就得恢復理性，你不是這個角色，你只是他的執行者，戲演完了，你就別老活在角色的靈魂裏，你不是他，你得走自己下面的路，還有另外一副面具等着你。”張譯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南方週末記者 李邑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