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女作之後，第二部電影是道坎？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43期，原文標題《處女作之後，第二部電影是道坎？》，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四年前，導演張大磊的處女作《八月》奪得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影片，他的電影之路有了個夢幻般的開局。四年之後，第二部長片《藍色列車》亮相平遙，相較於《八月》幾乎無爭議的好評，《藍色列車》帶給電影界和觀衆的困惑似乎更多。

記者/宋詩婷

電影《藍色列車》 劇照

處女作光環

“你覺得，老馬和小偉能認識嗎？”

“不能吧，老馬太不愛說話了。”

“我覺得能，越是這樣邊緣、孤獨的人，越能瞬間走近。”

平遙影展的採訪間裏，導演張大磊提起電影裏的人物，就像在聊那些相識多年的老友。“老友們”生活在一個叫“庫村”的地方，那是中俄邊境上的一座小城，蕭條、寒冷，冬天的馬路上總蓋着融化不掉的雪。蘇聯建築和龐大的工業遺址構建了小城的空間，一列藍色火車載着孤獨、笨拙的人來到小城，尋找往日時光，或者帶他們離開庫村，追趕更紮實的生活。

“庫村”存在，但也不存在。張大磊在俄羅斯念大學時，宿舍在聖彼得堡郊區，一個叫庫布齊那的地方，大家都管那叫“庫村”。因爲過於偏僻，在谷歌地圖上都搜不到“庫村”。宿舍樓只有孤零零一座，樓對面是一片森林，冬天極晝時，一幫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就在戶外喝酒、吃烤肉。

張大磊挪用了“庫村”這個地名，但除了名字，電影裏“庫村”的一切都是虛構的。“《八月》的空間是我現實中的故鄉，《藍色列車》裏的庫村就是我的精神故鄉。”如果一定要把《藍色列車》和前作《八月》掛上點聯繫，張大磊願意這樣解釋。

在導演不斷描述和解釋“庫村”的故事時，《八月》被反覆提起。《八月》是張大磊的長片處女作，2016年，這部以導演的童年經歷爲創作素材的電影拿到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影片大獎。儘管業內評論說，當年的金馬獎是少有的“小年”，入圍作品整體偏弱，但處女作就問鼎金馬，張大磊在導演這條路上的起點實在太高了。

那幾年，張大磊不是唯一一個起點高的導演。2015年前後正是電影圈資本膨脹、業內熱情擁抱新導演的幾年。張大磊之前，畢贛以一部幾十萬元成本的《路邊野餐》被藝術電影圈接納，成爲金馬和戛納的寵兒。再早些時候，忻鈺坤的小成本電影《心迷宮》讓觀衆看到了新一代導演開拓類型片市場的希望。文牧野和《我不是藥神》的成功，更讓華語電影開始迷信青年導演。

導演張大磊

一戰成名後，壓力和資本全來了。這些年輕導演的第二部電影都無一例外地擁有了比第一部電影多幾倍，甚至幾十倍的投資，配置了至少是觀衆看着臉熟的明星。加碼的投資和更高規格的演員配置能客觀上提升電影的製作水平，但不可控和成本回收的壓力也隨之而來。

因畢贛的第二部電影《地球最後的夜晚》採訪他時，他曾提到，第一天坐在監視器前，整個人有點懵，在那之前他從未在拍攝過程中使用過那東西。這還僅僅是一個小細節，因爲缺乏經驗和與各部門的磨合，電影的整個拍攝過程一度更換過美術，拍攝暫停、超期、超支，到了後期宣發階段，因爲片方急需回收成本，還鬧出了過度營銷的負面評價。儘管《地球最後的夜晚》依然是入圍了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也拿到多項金馬獎提名，但電影整體評價遠不如處女作《路邊野餐》。

對於一戰成名這件事，忻鈺坤有過自己的態度，接受採訪時他提到，處女作是塊敲門磚，面對導演的第一部作品，觀衆會寬容地爲他們墊上一個箱子，到了第二部，大家會把箱子抽走，這時候作品質量和口碑如何，就是純粹的能力問題了。

這“能力”包含專業上的技能，也考驗導演駕馭團隊的能力，更難把握的可能是在擁有了更好的資源後，不得不在創作自由和商業回報間尋找平衡的能力，任何一方面把握不好，都可能導致電影失控，或導演的自我迷失。

張大磊就是在這樣的優勢和壓力下開始第二部長片《藍色列車》的創作的。

“《藍色列車》的故事比《八月》寫得早。”張大磊說，那時，電影名還叫《單行道》，是他和另一個同學合寫的。那會兒他們想寫個黑色電影，所以故事的整體走向還是偏類型化的。“後來，同學退出了，寫《八月》那段日子，自己的狀態也有點孤獨，挺虛無的，再寫《單行道》那個故事就變得個人化了，人物狀態也改變了，有了庫村，名字也改成了《藍色列車》。”

《藍色列車》是蘇聯動畫《契布拉什卡》的主題曲，是張大磊的童年記憶。1982年，他出生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的電影製片廠大院裏。電影《八月》記錄了張大磊的那段童年時光，其中有八九十年代的安靜閒適，有國企改制給家庭和父輩帶來的震盪，也有一個少年不願分享的成長煩惱。但在大院生活之外，張大磊的童年和少年記憶裏，還有一個更大的世界。

迷失在“庫村”

“呼和浩特這個城市挺特別的，有國內文化，也有蒙古文化和蘇聯文化，這些東西混雜在一起對我產生了影響。”蘇聯解體後，呼和浩特有一條街，賣的全是蘇聯的東西，大衣、冰鞋、唱機……“一塊泡泡糖就能換一副望遠鏡”。小時候，張大磊不瞭解文化，更不懂政治，只是天生的敏感讓他覺得，接觸那些東西，聽他們的音樂容易讓人憂鬱，高興不起來，但這種憂鬱又強烈地吸引着他。“直到後來漸漸有了自己的審美，瞭解了背後的文化，這才知道小時候爲什麼有那種感受。”

《藍色列車》裏的庫村就是張大磊將這種既憂傷又浪漫的感受具象化的產物。在這個被冰雪覆蓋的小城裏，老馬是張大磊創造的第一個人物。電影一開場就是老馬出獄的戲份。他回到小城，往日的人和物都不在了，老馬了無生趣，一心只想找回曾經的愛人。在尋找愛人的過程中，他遇到了小偉。小偉年輕卻裝老練，想在黑道上混出點名堂。老馬大概覺得小偉像年輕時的自己，總是幫他，護着他。小偉的女朋友茜茜也在老馬的關心範圍內。老馬的室友小蘇是個俄羅斯警察，心思卻不在做警察上，他善良得有點冒傻氣，也正是他的善良讓老馬感受到了溫暖。海清飾演的麪包店老闆娘和所有人都疏離，像是在逃避或等待什麼。

《藍色列車》裏的人物塑造和芬蘭導演阿基·考里斯馬基的很多電影有相似之處，有點古怪，有點笨拙，很多行爲缺乏邏輯。人物關係的建立又容易讓人想起德國導演邁克爾·法斯賓德的電影，類似《恐懼吞噬靈魂》，人與人之間的愛恨似乎不需要確切的理由，瞬間就能建立關聯。比如，老馬第一次遇到被追打、討債的小偉就決定幫他，只在麪包店和咖啡館見過老闆娘兩次，兩人之間就有了曖昧的情愫。

“我不想在電影裏刻意製造某些戲劇衝突，這些人就是庫村的人，他們就這樣生活在那裏。”電影用剋制的對白、弱化的戲劇衝突、極簡的鏡頭語言來，凝視一羣沒有來處、被隱去背景的人。他們生活在一個由蘇聯美學構建的世界裏，他們都固執地在尋找某些屬於過去的東西。老馬在找過去的情人，小蘇想要留住過去集體主義時期友愛真摯的情感，小偉想擠進舊的秩序裏做大哥，老闆娘好像留在過去從未走出來。

如果說，《藍色列車》在這樣一個虛構的背景下有什麼確切的主題，“回到過去”可能是個相對合理的答案。這也是張大磊的私人情懷。他喜歡過去的汽車設計，收藏了不少上個世紀的物件，衣服、錢包、肥皂盒，還有蘇聯的玩具，都是些小東西。他一直想用電影留住點什麼，《八月》想留住童年生活的質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到了《藍色列車》，他想沉浸在過去再也回不去的傷感情緒裏。

在這個虛構的空間裏，張大磊要展現的人物和情緒能被多少人理解和共情？平遙影展開幕前，《藍色列車》是最受關注的作品，但媒體場和首映場之後，電影爭議很大，評論兩極。從評分來看，差評似乎更多一些。電影首映後，豆瓣評分一路走低，目前只有5.5分，遠低於《八月》超4萬人打出的7.1分。

即便只有5.5分，《藍色列車》也很難被簡單地歸類爲“爛片”。構建一個虛幻的世界，講述一個好似在現實中，又疏離於現實的故事，這種設定是張大磊在藝術上的探索，華語電影裏很少見。更何況，電影整體的美學、製作規格都在水準之上，導演的個人風格也相當明確。

只是和處女作《八月》相比，《藍色列車》離觀衆更遠了。《八月》講述的也是個人化的故事，但明確的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制的大背景，呈現的是一個家庭的日常和一個少年的成長，這個故事主線被豐富的細節填滿，觀衆對此有天然的親近感。雖然不是刻意，但張大磊的確在《八月》裏觸碰到了觀衆的內心世界，達成了一部好電影所必備的情感上的共鳴。

相比之下，《藍色列車》的世界離普通觀衆的世界太遙遠了，觀衆很難快速走進“庫村”，更何況，導演用接近一個小時的、嚴重弱化情節的畫面來展示人物的狀態，這就更難讓觀衆找到與“庫村”建立聯結的通道了。

“人物是幹什麼的、有什麼前史重要嗎？”採訪過程中，張大磊不只一次問我這個問題，“這些東西劇本里都寫了，有的也拍了，但最後都刪掉了。”顯然，張大磊個人覺得，老馬從前究竟犯了什麼事、小偉是哪裏人，麪包店老闆娘究竟有怎樣的過去，這些問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覺和情緒。“在這方面，我覺得《藍色列車》做到了。”張大磊說，自己是一個純感性思維的人，骨子裏是浪漫主義的，他希望電影裏的人物也是。只是，這種“浪漫主義”是否能準確傳達給觀衆他沒有把握，更不確定的是，今時今日，大衆是否還需要這套美學所構建起的浪漫主義。

除了在敘事和共情上沒能滿足觀衆期待，電影后半部分，接近於黑色電影的類型片情節也處理得不盡如人意，這個缺陷張大磊是一口認下的。“我的確對類型片不熟悉，對那套敘事也不感興趣，拍的時候都是跟着人物走的，沒覺得有問題，剪輯時才覺得節奏不對了，想要的那種緊張、激烈的對峙沒拍出來。”

10月16日，2020年平遙國際電影展的各獎項揭曉，《藍色列車》顆粒無收，這與此前觀衆和業內的高期待不符，相信也與電影主創的預期不符。

多數導演的第一部作品都是自我壓榨的產物，在有限的成本和時間內，遮掩缺陷，將電影表達做到最大化。面對壓力和擺在面前的好資源，很多人的第二部電影都明顯地暴露了自己的不足，張大磊便是如此。

“我想把庫村繼續拍下去，甚至還寫了一個完整的小偉和茜茜那條線的電影，庫村至少還能拍兩部電影。”張大磊說。儘管有諸多不足，但張大磊用《藍色列車》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在資本和大衆面前，他依然不取悅市場，只想取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