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兵幾十年，結識了很多政界的朋友，有時候能夠在很近的距離上觀看政壇上的風景，但從來沒就此寫過長篇。十八大以後看到中央反腐這麼認真，決心這樣大，我覺得應該開始寫了。”除了社會條件和精神氛圍之外，周大新遲遲沒有投身官場小說創作，還有創作上的考量：“原來看過一些官場小說，純粹揭露黑暗，把當官的過程寫得很詳細，其實帶有教科書的性質，我不願意那樣寫。” 《曲終人在》的故事從清河省原省長歐陽萬彤的死開始寫起，以26篇採訪記錄的形式，講述歐陽省長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包括他如何走上地方政壇中心，眼見着同僚起朱樓、宴賓客、樓塌了，而他在無聲的風暴中堅守自己爲人爲官的道德底線。周大新告訴青閱讀記者，他想用歐陽萬彤的作爲和命運，呈現目前的官場生態，讓人們看到當前要做一個好官是如何的艱難。周大新說，在歐陽萬彤這個衆人用記憶拼湊出的與貪腐絕緣的人民公僕身上，寄託了他的一些理想：“呼喚有更多的高級官員能爲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成爲令人尊敬的政治家、社會管理者，而不是一個政客，或者是一個匆匆的歷史過客。” “歐陽萬彤是我虛構的人物，但魏昌山身上有一個人的影子。”周大新在因貪污而鋃鐺入獄的魏昌山身上着墨很多，這個人物是促使周大新創 作的真正動因，“原總後副部長谷俊山的案子給了我很大刺激，他身爲中將，位於我們軍隊的中樞，對錢財和物質的佔有慾望卻非常強烈。這樣的人就生活在身邊，讓我非常吃驚。”周大新把谷俊山令人咋舌的貪腐行爲寫到魏昌山身上。“靠這樣的人來治理國家和軍隊肯定不行，這樣的渣子是怎樣變成精英人物登上了高位？他們的生存機制是怎樣的？我想寫寫這些。”周大新濃重的河南口音裏，流露出一分焦慮。 說到權力的濫用，周大新有自己的理解，“權力也可以理解爲，人民權且交給你的力量，把力量交給你，也可以隨時把它收回去，另外，權力也有兩面性，有建設性也有破壞的力量。”周大新在《曲終人在》中寫了一起上級官員強暴部下妻子的疑案，因爲歐陽省長的草率，致使受害官員夫婦雙雙自殺。“他意識權力可能的破壞性之後，開始對權力產生了警惕。”
《曲終人在》並不是周大新第一次寫官場中的摸爬滾打，1998年出版的小說《向上的臺階》裏，他塑造過不擇手段地攫取權力的廖懷寶。基於最近幾年的觀察，周大新覺得不能簡單地揣度官場中人的選擇。“官員也有各自的苦衷。他們作爲一個人生活在這個環境裏並不容易，甚至很艱難。前些年我沒有注意到官場上的精神氛圍，官員看上去非常光鮮，但他們背後其實有很多可以同情、悲憫的地方。”周大新理解在人情法則同樣奏效的官場裏，官員的進退維谷，在這一點上，他並未濫用作家對現實的發言權。不過他又補充道：“人生都有悲劇，但貪污是無法被同情的，你只有靠自覺，逼自己設定不可逾越的界限。” 《曲終人在》裏出場的並非只有官員，周大新亦書寫了普通人對官場的態度。他寫一人得道之後親友們渴望一起昇天的醜態，也寫普通人對“升官就等於發財”的看法，以及官員家庭中可能存在的親人反目。“寫普通人的目的，是想對整個社會生活做出概略的展現，想打開一扇窺見人們當下精神世界的窗戶。官員的精神素質最終會影響到百姓的生活和追求，但反過來，官員又來自民間，民間的精神取向其實也會影響到官員的追求。”
有評論家提到，周大新總是能自我革命，無論作品的題材還是形式，能打破陳規。《曲終人在》的目錄之前，有一封“致讀者”的信，是以周大新的名義寫的：“親們！本人前些日子接受一對母女的委託，爲一位已經過世的省長寫一部傳記……如果有哪位正巧在出版社工作……請與我聯繫。我的條件是，首印5萬冊，版稅12%，裝幀典雅……我的手機是19999999999。”書稿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內送校時，引起一陣爭論，“他怎麼把版稅數字都寫進去了！” “哈哈！版稅當然不是這個數字。”面對記者的提問，周大新的笑容裏帶了一點成就感，言下之意大概是，小說從這一頁就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