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仿製瑞士“格列衛”抗癌藥，不僅可使國內慢粒白血病患者每月省去2萬多元藥費，還意味着他們生存希望的大增。但這種仿製藥品並未獲得國內藥監部門的審批，屬於“假藥”。慢粒白血病患者陸勇，因使用網購的信用卡，幫助上千名病友購買這種“假藥”，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提起公訴。
瑞士生產的“格列衛”每盒售價23500元，而印度仿製的“格列衛”每盒銷價僅3000元，並且藥性相似度達99.9%。那麼，究竟是眼巴巴地望着價格昂貴的“真藥”慢慢等死，還是購買“假藥”抓住生存的希望?相信任何一個有正常思維的人都不難做出選擇。
像陸勇這樣的慢粒白血病患者所面臨的困局在於：真藥買不起，而“假藥”又不給買。我國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只要具有主觀故意生產、銷售假藥的行爲，即構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是否發生實際人身傷害。同時，最高法司法解釋稱，是否是假藥應按照有關藥品管理法規認定。藥品管理法規規定，走私未經國內審批、許可的藥即認定爲假藥。印度仿製的“格列衛”尚未經我國藥監部門審批，當然屬於“假藥”。
儘管法學界對此項規定頗多異議，譬如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就認爲，“在一些國家得到許可的藥品，只是因爲沒有得到我國藥監部門的批准文號，就被認定爲假藥，這其實是一種行政違法行爲”，然而法律本身是剛性的，既然有明文規定，就應該得到遵守和執行，這一點不容置疑。但換個角度看，法律不外乎人情，任何一項法律規定都不應該違揹人情常理，更何況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訴求?在守法與救命之間，我們應該如何尋求破解之道。
一是降低進口藥的價格。中國進口藥品都有一個進口關稅，以及中間流通環節的成本。對進口藥品徵收高額進口關稅，本意是防止傾銷、保護本國藥企，這本無可厚非，但藥品不同於其他商品，對於我國藥企沒有能力研製的藥品，是否可以網開一面?過高的關稅以及流通成本，最終是傷害民衆的利益。
二是將“假藥”變成真藥。仿製“格列衛”之所以在印度合法，是因爲印度已通過該藥品的“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即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時或爲了公共利益，對取得專利權的藥品，可以不經專利權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許可其他企業使用。我國也有“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制度，但至今仍未有藥物強制許可的先例。可見，將能救命且價格低廉的“假藥”變成真藥，並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一切均取決於相關部門的考量：讓買不起進口藥的民衆獲得生存的希望，究竟是不是公共利益?
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個辦法，就是將白血病等重病、大病納入大病醫保的範疇，患者所需的藥物納入基本藥品目錄。我國醫保制度將部分費用較高的門診疾病和相關治療項目列爲“門診特殊疾病”，以減輕參保患者的個人負擔。但問題是，“特殊疾病”的認定範圍卻極爲狹窄，WHO公佈了近6000種罕見病，但列入我國各省醫保統籌範圍的只有5到10種，並且各地差異很大。這意味着，一旦患上白血病、尿毒症等重病，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家庭，都將是一種滅頂之災。有鑑於此，應當擴大“特殊疾病”的範圍，將白血病等重大疾病納入其中，讓大病醫保名符其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