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老科學家，用無言的行動詮釋了人生的意義。
罹患重症的中科院院士盧永根，將畢生積蓄880多萬元無償捐獻給教育事業。
他說：“黨培養了我，將個人財產還給國家，是作最後的貢獻。”
牛皮紙裹着的一疊存摺
因罹患癌症，87歲的盧永根自覺時日無多，與夫人徐雪賓商量，決定捐出所有積蓄。
3月的一天，盧永根在夫人攙扶下來到銀行，將十多個存摺的存款轉入華南農業大學的賬戶。因每筆轉賬都需輸密碼、簽名，前後足足花了一個半小時。
盧永根夫婦一共捐出8809446元。學校用這筆款設立了教育基金，用於獎勵貧困學生與優秀青年教師。
華南農業大學黨委書記李大勝看到盧永根用顫巍巍的手掏出牛皮紙包裹着的一疊存摺時，忍不住熱淚盈眶。
盧永根家裏的擺設，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破舊的木沙發、老式電視；鐵架子牀鏽跡斑斑，掛帳子用的竹竿，一頭綁着繩子，一頭用釘子固定在牆上；幾張還在使用的椅子，用鐵絲綁了又綁。
去過他家的人，都會產生一種印象：家徒四壁。
平日裏，這位老校長常常拿着一個半舊飯盒，與學生們一起排隊，一葷一素二兩飯，在一個不起眼的位置，慢慢地將飯菜吃得乾乾淨淨。
和水稻打了一輩子交道，盧永根總會善意提醒那些浪費飯菜的學生：“多少棵水稻才能長成一碗米飯？”
“錢都是老兩口一點一點省下來的。”盧永根的祕書趙杏娟說，對扶貧和教育，兩位老人卻格外慷慨，每年都要捐錢。2014年，盧永根和他哥哥還悄悄將老家兩間商鋪祖屋捐給了當地小學。
筆記本扉頁的四個“一點”
盧永根沒有將財產留給唯一的女兒。
他說，孩子已經自立了，他的個人財產最後應爲社會作貢獻。
在盧永根辦公桌上的一個筆記本扉頁，寫着他用來自勉的四個“一點”：多幹一點；少拿一點；腰板硬一點；說話響一點。
盧永根祖籍廣東花都，1930年生於香港，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受派遣回到廣州。他說：“爲什麼要放棄安逸生活回內地？主要是侵華戰爭的現實教育了我。我要爲祖國復興效力。”
從此，他在教育領域開始了一輩子的堅守。
1983年，他擔任華南農學院（1984年更名爲華南農業大學）院長。
“先黨員，後校長”是盧永根的口頭禪，他認爲當好校長的前提是先當好一名黨員。
上世紀80年代，學校經費緊缺，身爲校長的盧永根堅持不坐進口小車，在住房、電話等待遇上不搞特殊。
他對身邊人要求也很嚴。一位做工程的親戚來“走後門”，被他罵了回去：只要我一天在，你一天不要進華農大門；即使身患重病住院，他仍要求祕書不搞特殊，辦事儘可能乘坐公交、地鐵。
但對科研與人才，盧永根卻很大方。
上世紀８０年代末，學校發展落後，盧永根四處籌措資金，用於發展多學科和重獎人才。
爲表彰辛朝安教授團隊對獸藥開發的貢獻，他破天荒撥出10萬元高額獎勵；
爲讓優秀學者劉耀光安心回國，他多方籌措經費，爲其建立專門實驗室；
博士生劉向東到香港大學做研究，他主動借1500元，還把自己出國用的兩個行李箱與一套新西服送給學生。
“他爲科研奉獻了一切。”弟子張桂全說。
病房裏的臨時黨支部
淡泊明志的科研工作者，總是崇尚吃苦精神。
盧永根帶領弟子，小心地保護着7000多份稻種資源和900多份野生稻資源。許多珍貴的稻種，都是他帶着學生翻山越嶺一株一株找回來。
2001年，聽說廣東佛岡一處山頂有野生稻，已70多歲高齡的盧永根親自出發尋找。
山上無路，佈滿荊棘。到半山腰，盧永根已體力不支，但他堅持要去現場，學生們只好架着他慢慢往上爬。
老照片上，盧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樹，在野生稻旁笑得格外開心。
在水稻遺傳研究領域，盧永根作出過突出貢獻。他提出的水稻“特異親和基因”新學術觀點，對水稻育種實踐產生了重要作用。近5年，盧永根帶領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3個，累計推廣面積達1000萬畝以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許多當年的學生和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學者，如今都已走上學術帶頭人、領導崗位。
“正直、率真、有情懷，盧永根影響和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民盟中央副主席溫思美說。
躺在病牀上，盧永根仍希望能過組織生活。經校黨委批准，病房臨時黨支部成立了，一個月開一次會。
“我倆大半輩子都沒有離開過黨。這個時候，也不能沒有組織生活。他要繼續堅持下去。”徐雪賓說。
“盧永根觸動我們去反思，人一生要追求的到底是什麼？”華南農業大學教師王慧說。
1984年的一個夜晚，盧永根在學校作了一場演講。親歷者回憶，那晚沒有燈光，草坪上密密麻麻坐滿了學生。
盧永根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祖國故，兩者皆可拋。我希望能像一束小火花，點燃你們心中的愛國主義火焰。”（來源:新華社記者 蔡國兆 劉宏宇 李建國）
原標題：中科院院士罹患癌症 將畢生積蓄880多萬元全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