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很有意思，作者說的也比較公允，發到聚男給大家思考思考！
隨着中國在非洲擴展自己的經濟影響和成千上萬中國人在非洲做生意當勞工，中國“龍”和非洲“鴕鳥”如何和諧共舞在中國公共政治討論中越來越引人關注。這個討論很大程度上是補課，因爲自1840年以來一直到20世紀末，中國人眼中的世界主要是西方，說起“出國”和“留學”總是指到發達國家去，“對外開放”指的更是對西方開放。毛澤東時代中國對第三世界一直是“開放”的，但那時到非洲去，從官方到老百姓一般都稱爲“援外”，而不是“出國”。“出國”這個詞的流行是在80年代，由對西方的開放帶動起來的。因此可以說長期以來中國人的“世界觀”一直是非常狹隘的，侷限於“中國--西方”的兩極。但這十多年來，中國對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瞭解在大衆的層面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中國人的世界觀正變得立體化。
但正象中國對西方接觸越頻繁、瞭解越多，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就越是突出一樣，隨着中國和非洲關係的深入，尤其是越來越多的普通中國人也有了在非洲生活的經歷，中國人的非洲觀也有了實質性的變化，過去的那個雖然落後但樸實誠懇的“非洲兄弟”形像早已過時了。正象所謂“憤青”代表了在官方話語之外對西方的極端看法一樣，中國民間討論中不但出現了對非洲的極端言論，而且這種言論有時也以正式文章而不僅僅是隨意發泄的形式出現。近兩個月來有兩篇流傳得非常廣泛的網文就是一個事例。
兩篇值得注意的文章
這兩篇文章是“非洲人眼裏的中國人”和“爲什麼中國人在非洲受歧視？”。作者不但是一個在非洲有長期生活和工作經驗，事業有成的商人，而且和非洲國家上到政府部長，下到平民百姓都有廣泛接觸，還是一個多產的國際問題觀察家，其作品被閱讀和轉載的量很大。正因爲如此，他文章中表現出的問題就特別值得人們思考。
在“非洲人眼裏的中國人”這篇文章中，作者以切身經歷列舉了非洲人不喜歡中國人或者不理解中國人的九個原因。它們是中國人“吃苦耐勞”，但似乎不懂生活和享受，總是勞作過度，星期天都加班；中國人“清心寡慾”，男人沒有女人可以在非洲一呆就是好幾年，非洲人甚至懷疑中國人是否都被打過某種針；中國商品價廉質次，非洲人說的“中國製造”就是這個意思；中國人法律意識淡薄，常常因此和當地勞工發生僱用關係上的糾紛；中國人不注意形像，沒有文明習慣，抽菸吐痰不看地方；中國人“擾亂市場”，常常用難以想象的超低價格中標，然後爲了成本又偷工減料，不顧起碼的行業規範；中國人互相不團結，爲了商業利益內鬥；中國人不信神，沒有信仰但又拼命工作，好像賺錢就是人生終結目的；中國人什麼都吃，所到之處不但“三光”（即豬光雞光野味光），而且去吃被當地宗教和風俗嚴禁食用的動物。作者最後說“要想在非洲取得長遠利益，每個到非洲的中國人都要自尊、自愛、自律、自強，給非洲人民留下良好印象，讓非洲人民歡迎我們。如果連過去曾被人買賣的黑人都瞧不起我們，那我們這個具有五千年文明華民族真是無地自容了。”
作者的這九個原因充分回答了爲什麼很多非洲人不喜歡中國人這個問題，相信中國人讀了都很會心，其結論也是公允的。這篇文章出現於5月22日作者的博客，其英文稿發表於“環球時報”6月16日的英文版。但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前約兩週，同一位作者在他的博客發表了另一篇題爲“爲什麼中國人在非洲受歧視”的文章，這篇文章不但沒有象上一篇那樣被公開刊物發表，而且點擊該作者博客，網絡已經無法顯示這篇文章，但在其他網址仍可讀到被大量轉載的該文。按理說這篇“爲什麼中國人在非洲受歧視”問世在先，其內容應該可以包含“非洲人眼裏的中國人”，那麼爲什麼還要發表一篇同一主題的文章呢？
把“非洲人眼裏的中國人”和“爲什麼中國人在非洲受歧視”兩篇文章作對比，人們很難相信它們出自同一個作者。如果說前者是清醒理性客觀公正平等地談論非洲人和中國人，那麼後者卻不但充斥着對黑人作爲一個整體的鄙視和指責，甚至是種族主義的言論。文章的英文標題實際是“IsAfricaworthytobeaided？”，即“非洲值得我們援助嗎？”把文章的英文標題和中文標題放在一起，表達的意思是中國對非洲援助了這麼多，但非洲人卻如此歧視中國人，所以非洲值不值得我們援助是一個問題。
文章以這樣一個問題開頭：“非洲的華僑以及那些在非洲工作、旅行的中國人，他們一定會思考這樣的問題：爲什麼連老黑都瞧不起中國人？中國援助非洲這麼多，他們還欺負中國人，這是不是肉包子打狗？”文章回顧從毛時代到今天中國對非洲“無私的”援助，再列舉了中國人在非洲經商所遭遇的種種不公、刁難和勒索，最後得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
中國人爲什麼在非洲受氣？我想，其主要原因是我們沒有對他們殖民。我在非洲工作幾年了，發現非洲對法國人、對英國人格外崇敬。黑人過去被白人像牲口一樣買賣，後來，這些白人又教會了黑人法語和英語，所以，黑人一直把白人當作主子。黑人爭取獨立，那只是政客玩弄的把戲，這些政客與酋長別無二致，就是爲了控制一塊領土，支配一羣人。現在非洲國家都獨立了，可它們仍然內戰不斷，就是一些政客和軍閥在爭權奪利。
世界大千民族似乎都是這樣，它崇敬強者，鄙視弱者。這和馴馬一樣，你厲害，馴服了馬，馬才順從你，任你擺佈。你軟弱，馴不服它，它就不讓你騎，不讓你摸，會對你尥蹶子。二戰期間，雖然以美國爲首的盟軍把日本打敗了，給日本放了兩顆原子彈，可日本人就是佩服美國人，對美國人必恭必敬。過去八國聯軍打我們，後來日本人欺凌我們，可一些中國人就是把洋人當祖宗。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被搶被殺，警察不着急，認爲無關緊要。如果是個洋人在中國被搶被殺，那時的官員才真是“公僕”呢，惟恐洋人怪罪，鞍前馬後地忙得不亦樂乎。爲什麼？因爲歷史上洋人打服過中國，中國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非洲國家重白人輕華人，也是這樣的道理。之所以這樣，是因爲白人把他們打怕了。他們本來是裸體生活的，白人來了後，硬是給他們套上衣服，說裸體刺激了他們是視覺。他們本來是用自己的‘鳥語’溝通的，白人來後，硬是掰著他們的舌頭強迫他們學英語、學法語，說這樣黑人才能伺候好白人。他們本來是信奉自己的原始宗教的，白人來了後，強迫他們念起了《聖經》，說耶穌纔是唯一的真神。所以，黑人就把白人當作地球的主宰，好像白人統治他們、講白人的語言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到底是誰歧視誰？
我想，這位作者之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寫出這兩篇天差地別的文章，會不會是意識到“爲什麼中國人在非洲受歧視”一文的極端觀點在網上廣爲流傳造成了過失，要用“非洲人眼中的中國人”來彌補，爲此還要把後者用英文發表到“環球時報”上？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一開始就說“在被白人統治一二百年的非洲黑人早已熟悉了白人的習性，但他們對中國人這個遲到的經濟探險者還很陌生，他們看待我們，就像我們看待他們一樣，從神祕、好奇開始，經過猜測、觀察、實證，最後形成了一種觀念。”注意，這裏不過是“觀念”，“歧視”和“偏見”都沒有了，更不用說“就是因爲我們沒有對他們殖民”了。那些狗和馬和“鳥語”的文字也統統不見了。接着，正如上文所引，作者列舉了九個非洲人對中國人不理解不滿意的原因，把爲什麼非洲人對中國人有成見這個問題解釋得一清二楚。不但如此，作者還強調，實際上在很多方面，非洲比中國文明得多：他們的法制意識強（這一點也是“西方殖民主義”的遺產？），辦事都要有法律憑據；他們穿着更正式更禮貌；他們愛惜公共場所的衛生。這些都說明中國人在非洲的表現--而不是非洲人對中國人的歧視--是非洲人對中國人沒有好感的原因。
把這兩篇文章放在一起，我們看到了一個能夠對同一個重大問題給你兩個完全不同答案的人。那麼作爲讀者，我們究竟應該相信哪一個呢？
我想，這位作者在兩篇文章中所舉的事例都是真的：非洲是一個欠發達地區，中國人在那裏做事要比在歐美難，更容易有挫折感，相當一部分非洲人確實歧視和欺負中國人，更不用說那些貪官軍閥和部落的地頭蛇了。在這方面這位作者本人的經歷是無可置疑的，他的感受也是值得同情的，如果在私下發發牢騷，用詞過分是可以理解的。在另一方面，根據這位作者，中國人在非洲的整體表現也確實讓人難以恭維，更不用說尊敬了。如果把這兩方面的經驗事實結合起來就是對“爲什麼中國人在非洲受歧視”這個問題的一個完整的答案。但不幸的是，作者要把這個問題上升到歷史和理論的高度，總結出一個更爲抽象的原因，不但把整個非洲民族都包括進去，從而誇大非洲人的問題，不提中國人的缺陷，結果暴露了自己對非洲和非洲人的深刻偏見。我想，在一定程度上，這位作者的問題可能也是很多在缺乏基本的人文教育系統中長大的中國人的問題：他們並不缺乏對於具體事物和事件的概括才能和深刻洞見，但一旦上升到抽象的理論層次，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和“人”有關的基本的價值判斷問題時，黨化教育所帶來的缺陷常常使得他們得出令人目瞪口呆的結論。
把中國人在非洲的遭遇不但籠統地歸結爲是歧視，而歧視的原因又是沒有受中國人的殖民，還把非洲人從整體上貶低到動物的程度，說他們在歐洲人到來之前沒有文化沒有語言不穿衣服，這不但不符合歷史，甚至可以說是種族主義的言論。至於把非洲獨立的鬥爭歸結爲是“政客的把戲”，這是完全無視近代史上非洲民族對人類爭取尊嚴和自由事業的貢獻。不錯，非洲大陸作爲整體，至今仍然是政府治理問題最嚴重的地區，但這和當年爭取獨立的鬥爭的正義性無關。文章的作者引用了19世紀喀麥隆兩個酋長寫信給英國女王，要求英國人來統治自己的事例，以此來說明非洲人在歐洲人面前的奴性。但我們都知道，在20世紀50-60年代，恩克魯瑪、盧蒙巴、肯雅塔、尼雷爾和後來的曼德拉這些非洲領袖（儘管他們也還有本身的問題）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批判和拒絕不但在非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構成了今天自由和人權這些普世價值話語的一部分，應該說是他們而不是那兩個酋長更能代表今天的非洲。把這樣一場鬥爭簡化爲“政客的把戲”在倫理上超出了對歷史反思的範圍。
有意思的是，在重點批評中國人的“非洲人眼中的中國人”這篇文章的網頁上，也許是爲了增強文章的效果，作者放了很多他和非洲人親密相處的照片。我相信照片上那些情景和情感都是真實可信的，作者確實在非洲有大量的朋友，他對非洲確實有第一手的瞭解，他對很多非洲人也確實有真誠的友誼和溝通。那麼，這種生活經歷和他另外一篇文章中的那些言論相矛盾嗎？一點也不。英國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著名作家吉卜林（RudyardKipling）寫了一首舉世聞名的詩，叫作“白人的負擔”，以白人有道德和歷史的責任去“教化”非白人民族爲由勸說美國把菲律賓變成自己的殖民地（美國當時打敗了西班牙，從後者手中奪取了菲律賓，但對是把菲律賓變成自己的殖民地還是讓它根據美國自己的建國原則讓它獨立猶豫不決）。吉卜林由此成爲西方優越論和種族主義的象徵。但吉卜林並不是一個家居倫敦的殖民主義思想家。他出生於英屬印度，在那裏長大，對印度文化和社會非常瞭解，也有很多私人性質的印度朋友，但這種瞭解和關係並不妨礙、反而加深了他對印度的種族主義看法。事實上，很多西方殖民者都是如此：和非西方人的朝夕相處和深刻了解使他們認爲自己在種族問題上更有發言權。
究竟誰該感謝誰？
長期以來，“中國援助了非洲”成爲很多中國人對中非關係的一個基本看法甚至常識，所以這位作者有“非洲值得我們援助嗎？”的疑問並不奇怪，他第一篇文章上還爲此附了幾張中國在非洲援建項目的照片。
中國長期以來援助了非洲，這是事實，但這決不是說非洲就欠中國的。在毛澤東年代，中國對非洲的援助不但幫助了中國擺脫國際上的孤立處境，滿足了毛澤東當第三世界龍頭老大的虛榮心，更使得北京取代了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這個席位加上常任理事國的特權，其政治意義和國際能量是金錢無法估量的。北京進入聯合國是在1972年，當時文革正使得北京處於建國以來最困難的時候，這個意外收穫不但有國際意義，而且也有助於這個政權的對內合法性。僅這一點，北京就收回了它在非洲的“投資”。中國改革開放後有一段時間，對非洲的關係沒有長足進展，這是因爲中國過於注重和西方的關係。1989年後，中國和西方關係發生重大變化，非洲重新在中南海的外交政策上佔據重要地位，北京對非洲的援助換來了非洲國家在人權、西藏、臺灣和奧運會這些重大問題上的支持。這種支持的對錯不論，站在非洲國家的立場上，這就是他們對北京援助的回報。他們不欠北京的。經濟上的援助可以用金錢算清，但政治上的回報是金錢算不出的，尤其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能夠在國際道義形像有嚴重問題時用金錢換來國際地位，應該說是一筆非常划得來的買賣。
因此，所謂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本來就是一項國際戰略和政治投資，其收穫在經濟之外。從這個角度來看，非洲人對中國的“不感恩”，沒有任何奇怪，因爲他們已經在政治上報答你了，而且很多這樣的報答都是在聯合國或者其他國際組織投票前明碼開價的，更不用說和臺灣之間的外交關係爭奪戰了。
今天中國還在援助非洲，除去國際政治考慮，這首先應該說是中國作爲一個經濟大國的義務，就像西方國家和日本對非洲有相同的義務一樣。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已經開始依賴於非洲的市場和礦源來解決自己的就業、能源和其他原材料問題了，這就是爲什麼這兩篇文章的作者儘管對非洲有一肚子怨言但仍然在非洲打拼的原因。今天中非經濟關係已經不是什麼援助與被援助的關係，而是中國的“崛起”離不開非洲的市場、能源和原材料。所謂“中國應該援助非洲嗎？”這樣的問題不但完全模糊了今天中非經濟關係的實質，而且是對非洲的不公正。
寫到這裏，應該回到那兩篇文章的作者提出的那個問題：“爲什麼連老黑都瞧不起中國人”，難道“連過去被人買賣的黑人都瞧不起”中國人了嗎？放下它包含的對黑人的歧視不論，這個問題確實問得好。作爲個人，中國人在國際上的聲譽和受到的對待實在和那個“崛起的大國”不相稱，甚至在落後的非洲都如此。這裏的原因不在於中國不是一個強國，而在於這個作者提出的那些和中國人的特點和素質有關的具體原因。不過除此之外我想還有很多政治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代表”中國人的中國政府有道德原則嗎，還是隻講政治利益和利害關係？如果它講道德原則，在毛澤東時代就不會昨天還在支持游擊隊反獨裁者，今天就把那些獨裁者請進中南海待之上賓，因爲北京做不成世界革命領袖想進聯合國了，要這些政權的票。如果它講道德原則，就不會不管什麼政權，都和臺灣爭着去用錢買外交關係，而且明明知道過幾年還得花錢加碼再買一次。如果它講道德原則，就不會宣稱和非洲發展“不附加任何條件”的經濟關係。這種“不附加任何條件”的關係可能適用於其他任何地方，但在一個軍事獨裁、貪污腐敗、種族衝突和族羣暴力成堆的地方，宣稱“不附加任何條件”就是沒有原則，就是惟利是圖。
這樣的國家，國際上不會沒有需求，不會沒有市場，但要尊嚴，要別人真心給面子，很難。這樣一條“龍”，是很難讓非洲的“鴕鳥”長期和諧共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