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島芳子，雖爲愛新覺羅後裔，但因被父親送給日本人做養女，所以一步步的成長成日本女間諜，幫着日寇踐踏自己的國土和同胞。據悉日本戰降後，川島芳子被執行槍決。但是近年來一直流言紛紛，說川島芳子其實逃過了死神，化名方姥活到了1978年，這是真的嗎?川島芳子生死大揭祕，川島芳子究竟是不是方姥?下面就由本站的小編來告訴大家吧!
2008-2009年，在長春市發生了一件事情：被國民黨政府依法處決、通過單連芳評書而家喻戶曉的東北頭號女漢奸、日本間諜川島芳子，被傳播成在長春復活了，說她從1948年底一直安然隱藏、舒適生活到1978年，並最後神奇地站着死去。此事源於張鈺、何景方等人對一個據稱爲“方姥”之人的考證，並出版了一本展示川島芳子所謂“傳奇”生平和考證方姥如何是川島芳子的書——《川島芳子生死之謎新證》。 但是，方姥真是川島芳子麼?
(一)如果方姥是川島芳子，她來長春不符合歷史背景
張鈺稱“方姥是川島芳子”一事，是她養姥爺——段連祥在2004年病故前向她交代的。內容是：段連祥在僞滿時是警局兼職翻譯，崇拜川島芳子(以下簡稱“川島”)，在1948年末由同是在僞滿當警察的於景泰、秀竹將從北京逃出的川島送到在瀋陽的段連祥處，由於景泰聯繫親屬在新立城租一處房子，川島便長期在新立城住下。 他們認定“方姥是川島”的定論之作《川島芳子生死之謎新證》(以下簡稱《川證》)，表述川島來長春的準確時間和條件：“‘方老太太’來到新立城的時間，是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末，與川島芳子從北平第一監獄逃出後的時間也比較吻合。”“新立城又是長春近在咫尺的農村，1948年又處於國共兩軍‘拉鋸’的三不管地帶，使川島芳子既有迴歸故里葉落歸根的感覺，又地處不爲人所注意的僻靜農村”。這完全不符合當時東北的形勢，也不是當時人們對形勢的認識。
1948年下半年，正是我軍展開遼瀋戰役期間，至10月份時東北已大部解放，就只剩下錦州、瀋陽、長春三座孤城還在國民黨手裏。按《川證》書中所說的川島來東北的時間，正是這三座城市都在我軍重圍之中的時候，後來錦州和長春10月份解放，瀋陽11月份解放。在這樣的時候，秀竹、於景泰怎能領着川島幾穿我軍重圍，先到瀋陽找到段連祥，然後又一起來到新立城呢?這時長春外圍的雙陽縣、九臺縣、農安縣、長春縣及長春城市四周都早已被我軍解放，新立城正是我幾十萬軍民圍困長春的控制區之一，哪還有什麼“國共兩軍‘拉鋸’的三不管地帶”。
況且當時對人員往來和交通控制得都非常嚴格，沈長兩地間和各地農村間的人員走動都要有路條才行，要接受層層關卡的檢查。黨史資料顯示，在圍城期間，長春圍城地區絕不允許容留外來人員，而且肅奸肅特特別嚴厲。川島這時即使逃過死刑，又怎能奔這瀋陽、長春等對她來說是極其危險之地呢?況且還一行四人：一個被叛了死刑的漢奸、三個僞警察。有人在網上反駁：腦袋上又沒貼帖，怎麼就不能來?我們很尊重這個反駁，因爲川島很神，從《川證》書中看，連早已死去的金璧東都能拿金條幫她買命，有神鬼相助，她當然能來。只要有人信就好。
(二)如果方姥真是川島芳子，她最該隱瞞的是什麼
如果方姥真是川島，劫後餘生，她最該隱瞞的是什麼?我們認爲，那就是她漢奸、日本間諜的身份，以及一切“日本人”的痕跡和物證。可是，段氏母女(張鈺和她母親段續擎)給我們展示的方姥生活可不是這樣，她不但畫日本畫，還教段氏母女日文、日語、日本歌曲和日本舞蹈，甚至還教了日本國歌——“君之代”、用日語罵人，還保留了望遠鏡、密碼箱、軍用教棍等物品。在那又是土改，又是鎮反、又是“文革”、又是“清隊”的年月裏，她敢教這些敵國的東西麼?她敢接着保留這些與她身份有關的物品麼?她教這些東西和保留這些物品難道就不怕暴露麼?凡是從那個年月過來的人都會很清楚這一點的。
單說教日本的東西吧，如果方姥真是川島，甭說段氏母女不是川島的親生骨肉，就是她的親閨女、親外孫女，她也不敢教。 如果方姥是川島，那麼她保留了這麼多符合她過去身份的物品，就更奇怪了。川島芳子作爲東北第一號女漢奸、日本間諜，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驚恐不安，爲了逃避國民黨政府的懲辦，她在未被捕之前就已經把與她當漢奸、日本間諜身份有關的物品銷燬，特別是軍用物品。國民黨政府是以漢奸罪逮捕並判處她死刑的，在審判她的法庭上，她一直是倚仗着她已銷燬了物證否認她當過“安國軍司令”、從事過間諜活動等犯罪事實。
除了她本人銷燬這些東西外，在逮捕和審判她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已將與她當漢奸、間諜、“安國軍司令”有關的一切物品作爲罪證依法收繳，就連她的私產也已作爲“逆產”沒收了，這一點在歷史文獻和宣判書上都有明確記載。那麼，如果方姥真是川島芳子，真的從北平監獄裏逃出來，那麼她從北平監獄出來時也應是身無一物的，她的這些能代表她身份的軍用望遠鏡、軍用棍、保險箱等又是從何回的呢?而且還不怕暴露地帶到解放後30多年。莫不又是她已死去的七哥金璧東花金條賄賂國民黨，還給她的吧。難怪日本右翼勢力對她那麼感興趣，還給她建紀念館，真是太神奇了。 網上有一篇文章：《川島芳子沒死，應該是個騙局》，對此剖析得一針見血。文章說：“川島芳子沒死，應該是個騙局。原因就是所有的證據太像了，讓人深信無疑!可那些能夠提出懷疑的地方，又都是死無對證。也許這就是騙人者的‘弄巧成拙’。種種跡象，都符合‘精心編造’這一邏輯。”
(三)戶籍、字跡、照片、名字——都沒有。可信麼
在提出“方姥是川島”的這件事上，張鈺一方沒能提供應有的直接物證，這很值得懷疑。因爲要證明的川島，在70多年前曾是一個在中國東北、華北各地有過大量活動的人物，她在各方面都留下可以做比對的東西。而方姥在段家生活了30年，也一定應該留下一些可以準確地與歷史上的川島做比對的東西。這些東西可以準確無誤地證實方姥是不是川島，如戶籍、筆跡、照片、指紋等。可惜，這些，甚至連名字，在張鈺一方提供的證據中都沒有。可信麼?
1、戶籍。新中國成立後，對兩件事情管理得最爲嚴格，可以說是滴水不漏，那就是“戶口”和“糧食關係”。一個在新中國成立後又生活了30年的人，不管她的生活方式是怎樣的，沒有戶籍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如果川島真的有本領在長春圍困戰期間來到長春，那麼她冒充難民在某地落腳，弄個戶籍是不難的事，況且她還做過“間諜”。有合法身份總比沒合法身份安全，她怎能不去做呢?
2、字跡。按段氏母女的說法，方姥與她們共同生活長達30年，又教了她們兩代人的文化藝術，可連一篇正經的手書文字都沒留下來，哪怕是一個信封也好，哪怕是一篇日文也好。真不能相信!難道方姥真是川島，警惕性極高，防止暴露，就是不留字跡。細讀《川證》一書發現不對，上邊說到了，連她最應該隱瞞的“日本人”身份她都不在意，還教了段氏母女兩代人的日語，那麼喜歡畫畫等等，應該不是這麼回事。
我們不否定真有方姥其人，但按現在的材料推論，我們認爲至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一是，方姥確實教了段氏母女兩代人那麼多知識和技藝，也留下了字跡，或許還真是個日本人，但就不是川島，張鈺一方爲了把她說成是川島，不能把她的真實字跡提供出來，就說他沒有留下字跡。二是方姥本來也就不是什麼川島，沒有那麼多技藝，也不會日文、日語之類的東西，是段氏母女爲了讓她在現在考證之際像川島，而硬把她說成《川證》書中的那樣，又會這個又會那個的，在這方面製造假象，讓人相信她是川島。
3、照片。據段氏母女講，方姥從不照相，也不留照片，但唯一的一張照片——皈依證上的照片，在2004年底段連祥去世後，隨段的遺體一起火化了。 我們仍不相信，這個說法的疑點太大了：既然段連祥已經將方姥的身世告訴了段氏母女，並還囑託張鈺將景泰藍獅子轉交遠在日本的小方八郎，段氏母女也已經將方姥的許多遺物都一直完好保存着，而且張鈺幾乎就在段去世後馬上就着手“揭祕”方姥身世了(段連祥2004年12月24日去世，張鈺第二年一年在“揭祕”。見《川證》133頁)，那麼，她們怎能在馬上就要“揭祕”方姥身世時，把方姥的所有能證明身份的遺物都完好地保存着，獨獨將最能慰人追思和最能爲“揭祕”方姥身世起到鐵證作用的照片燒掉呢?這不是騙人麼。況且，方姥與段連祥並不是名義夫妻，作爲兒孫，隨燒段連祥遺體燒方姥的照片合理麼?可理解麼?這是對段續擎養母、張鈺養姥莊桂賢的極大不敬。段氏母女和段連祥的其他兒女會這麼幹麼?用這樣的理由解釋方姥沒有留下照片說不通。我們認爲，能說通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方姥本來就不是川島，拿出照片不就穿幫了麼。
4、名字。沒有名字這一點是最說不通的。按段氏母女的說法，方姥從1948年末來到長春，至1978年死亡，前後長達30年，儘管爲了隱藏身份不和外界來往，但總是會和一些人接觸的，總要弄個假名來代表身份呀。段氏母女從小都在她身邊，可能連她的假名都不知道麼?可段氏母女就是說她沒名。我們還知道，方姥入了佛教，辦了皈依證，又和般若寺住持澍培關係很好;同時，我們也知道皈依證的格式：名字、法號、照片……據說因爲方姥沒戶口，這個皈依證對她大有好處，又代替了她的身份證，但皈依證上也總該有個名字吧。
這個名字段家是應該知道的，可段氏母女卻還是一致說她沒名，這可信麼?我們認爲，不提供名字，好處就在於，即使有關方面有這位方姥的記載也無由去查，這方姥的真實身份也就永遠是個謎，然後再按預備好的“方姥遺物”去證明“方姥是川島”。如此而已。 一切不可信的事情，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就都明白了。對方姥無戶籍、無字跡、無照片、無名字這樣的怪事，也是一樣。
(四)那組假關東軍祕圖——誰買的?目的是什麼
在方姥的許多遺物中，假關東軍祕圖一露，就引起公衆的質疑：誰買的?目的是什麼?《川證》一書無法迴避，但對此卻這樣表述：“可以斷定，這6頁‘關東軍文件’絕不是川島芳子的遺物(因爲方老太太(川島芳子)死於1978年，在此之前，根本就沒出現過此類東西)，只能是段連祥1983年後從古玩市場或舊物攤上買回來收藏的。段連祥之所以收藏關東軍這些東西，可能與他的個人經歷、對關東軍的瞭解有關，也算是他的一種‘情結’吧!” 我們不認同這樣的解釋，也不認爲是段連祥買的。
我們想問這樣一個問題：假如這組關東軍祕圖是真的話，又做如何解釋呢?考證者還會說這“只能是段連祥1983年後從古玩市場或舊物攤上買回來收藏的”嗎?顯然不能。張鈺還會認可把這些“祕圖”說成是段連祥買的嗎?也顯然不能。不管是考證者還是張鈺，都一定會像表述望遠鏡和那幾張畫一樣，言之鑿鑿地認定這就是方姥的，然後再推出因爲“這些東西只有川島芳子纔可能擁有”，所以“方姥就是川島”的結論。而且，有了這組關東軍祕圖作證，“方姥是川島”似乎就更能服人了。望遠鏡是真的，考證者和張鈺爲什麼就不說“只能是段連祥1983年後從古玩市場或舊物攤上買回來收藏的”呢?
我們之所以認爲假關東軍祕圖不是段連祥買的，更是基於下面的理由： 從段連祥的經歷上看，段在僞滿時充其量只是一個鐵路警局的編外翻譯(還有待證實)，僞滿垮臺前半年才入警察學校學習，與關東軍關係甚遠。就算鍾情於川島，愛屋及烏，在改革開放後誤以爲真地買了假關東軍祕圖，這都可以成立。但是反過來看，在改革開放後可買的東西很多呀，如果方姥真是川島的話，他真的保護了川島的話，那麼他的偶像——川島的照片、圖片、傳記、評傳，更多呀，在書店、地攤、古玩市場上都可見到，可他卻一頁都沒買，也沒留下來，這是爲什麼?要知道，這時川島早已不在世了，他不該多蒐集點川島的東西留念麼?相反，關東軍祕圖這時對他又有什麼用處呢?他的情結首先應是“川島情結”。那麼，是不是他擔心危險而不去搜集川島的東西呢?顯然也不是。
“方姥是川島”這個祕密只要他不說出去是沒人知道的，收藏川島的東西遠比收藏關東軍祕圖的危險性要小得多，他不應不去做。這不說明了問題麼?換個角度說，如果方姥真是川島，按張鈺等人所說的段連祥與川島的那種親密關係，他連川島的圖片、資料都不去收藏，卻要收藏這幾幅他知之甚少的關東軍祕圖，這怎麼可能呢?正確的解釋我們認爲只有一個：方姥本來就不是川島，段連祥也沒有保護過川島這回事，所以他既不蒐集川島的東西，也不會去搜集什麼關東軍祕圖。我們認爲，買關東軍祕圖的不是段連祥，另有其人;買關東軍祕圖的目的也不是收藏，而是爲了做證——想要先把關東軍祕圖說成是方姥的，然後以“只有川島纔可能擁有這些祕圖”爲論據，斷定“方姥就是川島”。但是，就是在買的時候不知道是假的，以致一出手就栽了，露出了破綻。
我們還認爲，在這裏，《川證》一書有故意爲造假者開脫之嫌，故意把公衆詰問的對象引到一個無法對證的人——段連祥身上。因爲這句“只能是段連祥1983年後從古玩市場或舊物攤上買回來收藏的”表述，是排他性的。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是段連祥1983年後從古玩市場或舊物攤上買回來收藏的，或者在沒有排除其他相關人所爲的情況下，是不能這樣武斷地下結論的。難道就不能是張鈺或其他什麼人買的麼?我們認爲極有可能。
(五)方姥留給張鈺的“浴嬉圖”，能是方姥畫的麼
所謂“浴嬉圖”，據張鈺講，是方姥畫給張鈺的，內容是八個日本裸體女人在澡塘內嬉鬧的場面。這張畫在整個考證過程中倍受關注，起的作用也很重要，以致考證者直呼“此畫爲川島芳子所畫無疑”。真的麼?我們以爲不是。
1、這張畫是一張老畫，應是解放前的。按張鈺一方的說法，“浴嬉圖”是方姥得知段續擎懷孕後、張鈺未出生前畫給張鈺的，那麼這個成畫的年份就不會早過1966年，因爲張鈺是1967年出生的。可是，此畫的年齡經畫家張成久考證，認爲至少五、六十年前。就是按50年前計算，此畫也應在1958年前成畫，怎麼可能是方姥在1966年畫的。根據日本式的裝裱特點，成畫時間或許更早。
2、這畫的作者，我們斷定也不是方姥。根據如下：
(1)按張鈺等人的說法，“浴嬉圖”是方姥畫給張鈺留作紀念的，這極不符合常情常理。一是給小孩子的畫畫這樣的內容，小孩子能喜歡麼?大人能接受麼?特別是1966年“文革”已開始，畫這種裸體畫不是自找麻煩麼?二是留給未見面親人做紀念的做法，通常都是在預知自己不可能見到那位親人或很長時間不能見到那位親人的情況下采用的。從張鈺講述的情形看，在張鈺出生前方姥並沒有死亡、遠離等見不到張鈺的徵兆，沒有畫畫留念的必要。三是既然這幅畫是在張鈺還未出生時就畫好了，預備給張鈺的，那爲什麼直到方姥死時還沒給張鈺，而直到段連祥也即將過世、張鈺已成畫家後才由段連祥作爲方姥遺物給張鈺。要知道，在方姥過世時張鈺11週歲了，並且已跟方姥學畫了，方姥沒有不親自給張鈺的理由呀。況且，按張鈺的說法，其他那兩張方姥爲張鈺畫的肖像畫不也早就給了張鈺嗎?爲什麼獨獨這張“浴嬉圖”不給呢?
(2)在媒體公佈了這幅畫後，在各路人士紛紛猜字、猜義時，野崎晃市先生爲這幅畫找到了出處——這是日本明治時代一位很有名的浮士繪畫家落合芳幾所畫的《競細腰雪柳風呂》(以下簡稱“《競》畫”)，是一幅印刷體的“浮士繪”。畫的本源找到了，考證者認爲這爲證明方姥是川島提供了佐證：“也只有學過日本浮士繪畫法的川島芳子才能臨摹落合芳幾的《競》畫”。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的問題是：如果這幅畫是方姥所畫，那麼方姥臨摹的原畫本爲什麼沒留下來?按理說，方姥那麼喜歡畫畫，還教段氏母女兩代人畫畫，還給張鈺留下包括這張畫在內的四張畫，原畫本是不該丟的。還有，臨摹這樣一幅色彩豐富、筆觸細膩的畫，在1966年的新立城農村，條件具備麼?還有川島“學過日本浮士繪畫法”，我們未見任何史料記載。 綜合以上(1)、(2)兩點分析，參考張成久老師給出的成畫時間，我們認爲這張畫不是方姥畫的，當然也一定不是留給張鈺做紀念的，是爲證明方姥是川島而借用的一件道具。
(六)帶封的景泰藍獅子、獅子內的字條，都是故弄玄虛
在方姥遺物中，帶封的景泰藍獅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東西。按張鈺的轉述，這是段連祥臨終前託付給她的，讓她轉交給在日本的小方八郎。2008年末，在得知小方八郎已不在世的消息後，張鈺等人便摳開獅子底座的封泥，從中找出落款爲“秀竹敬具小方閣下”的16個篆字的字條(以下簡稱“秀竹字條”)。16個字經辨認爲：“芳魂西去，至未歸來，含悲九泉，古今奇才。”紙條上還有與“浴嬉圖”上相同的一枚葫蘆形圖章，內書“廣幸”二字。於是，又經過一番猜測、解讀，方姥是川島便最後認定了，成了這次考證的所謂“收山之筆”。現在，對這16個字還有“芳魂迴天至—未歸來，含悲九泉達—今奇才”等奇奇怪怪的解讀。反正張鈺等人認爲，沾一個“芳”字就是指川島芳子。 這是一件不能讓人信服的事情。秀竹是誰呀?找到了麼?字條是誰寫的?怎麼證實?都沒有。這完全是個沒根的東西。
在整個方姥是川島的故事中，秀竹是個最重要的人物，但卻一點線索也沒有。縱觀方姥是川島的故事：送川島來長的上線是秀竹，指揮於、段二人保護川島的是秀竹，在南方保護川島過冬的是秀竹(似乎還和川島有一腿)，來四平取走川島骨灰的是秀竹，最後寫字條要送給小方八郎的還是秀竹……這麼重要、核心、關鍵的一個人物，在張鈺一方提供的資料中，竟難尋蹤跡，虛無飄渺。他在哪兒住?做什麼的?誰見過?除了張鈺一方的說詞外，都沒有。就憑這一紙字條，就一錘定音，完成了整個認定，這是不負責任的。
要知道，到目前爲止，秀竹這個人是否真實存在，沒有確證;“秀竹字條”是否是他寫的，也無法確定。如果秀竹這個人是虛構的，怎麼辦?如果“秀竹字條”是假造的，又怎麼辦?使用這“人”和“字”兩者都有可能是虛假的證據來定方姥就是川島，靠譜麼?正確的方法是要先確定秀竹其人，弄清他與歷史上真的川島有什麼關係，然後再根據筆跡確定字條是否是秀竹所寫，這之後得出的結論才能靠點譜。現在，在張鈺和考證者那裏，這一切都不去做，就僅靠一個景泰藍獅子做載體，掏出個字條認定，能成立麼。
如果僅憑張鈺一方的說詞相信有秀竹其人，進而相信這個字條就是秀竹寫的，那就完全可以相信她說的方姥是川島，用不着考證了。 如果認定這字條是那個沒有被證實身份的秀竹寫的，“小方閣下”也認定是小方八郎，那麼看這字條至少會有以下兩點明顯的疑問：
1、如果是秀竹要轉告小方八郎川島死訊的話，爲什麼非要用讓人難以辨認的篆體字?如果是爲了防止比對筆跡暴露寫信者身份的話，可爲什麼又坦然地署上了名——不僅署上了自己的名，還寫清了給誰：“敬具小方閣下”。顯然這不是爲了防止比對筆跡，也不是怕暴露身份。既不怕比對筆跡和暴露身份，就不必用篆體字，讓人難以辨認。
2、“芳魂西去，至未歸來，含悲九泉，古今奇才”這不像傳送死訊的話，更像悼念亡人的話。如果是寫悼念川島的話，“含悲九泉”一句又不通了，因爲按張鈺等人的說法，川島逃過死刑，已是“廣幸”了;繼續活了30年，又入了佛門，明明白白已是善終，還能說她“含悲九泉”麼? 順便說一句，既然“秀竹字條”是要轉給在日本的小方八郎，那麼，將字條塞進景泰藍獅子內是無意義的。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帶封的景泰藍獅子在海關是過不去的，是一定要摳開檢查的，甚至會被扣留的，達不到傳遞信息的目的。越是這樣隱藏，就會越引起海關的疑惑，就越出不了關。段連祥作爲在僞滿當過警察局翻譯的人，不會不知道。他能這樣做麼? 那麼，出現這件物品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理解：這就是要在證明方姥是川島時用的，故弄玄虛，增加一份證據而已。放入帶有日期的舊報紙、灰渣是故意的，提示這是段連祥生前放入的，不是別人所爲。用一些無用的假象，掩護其中最真實的一點用途。
(七)“浴嬉圖”與“秀竹字條”是同源關係
“浴嬉圖”與“秀竹字條”，是被賦予含義最多的兩件東西，一個被說成是方姥的，一個被說成是秀竹的。並在“秀竹字條”被掏出後，張鈺等人像講故事一樣對方姥是川島做了肯定的宣示和描述。關於“浴嬉圖”是否是方姥畫的，我們在上邊已有質疑，不再贅述。現在，我們想談一談這兩件東西本身。 這兩件東西都是老東西，還有聯繫，聯繫的標誌就是那同一個內書“廣幸”兩字的葫蘆形圖章(以下簡稱“葫蘆圖章”)。在還沒發現“浴嬉圖”是摹仿畫之前，考證者認爲這個“葫蘆圖章”是川島特意寫的，寓意自己“很幸運”。可當發現了《競》畫之後，這個說法就不成立了，因爲原畫上就有這枚“葫蘆圖章”，無法繼續解釋爲方姥畫的了，便撇開了。
原先我們認爲這是書畫家的閒章，後來我們諮詢日本學者得知，這“葫蘆圖章”是商標，是畫坊在自己出售的畫品上或畫或印上的身份標誌。這商標有的是畫坊主人的名字，有的是應顧主要求畫上家族的徽章。“浴嬉圖”上的“葫蘆圖章”是摹畫《競》畫上原有的東西，而且《競》畫恰恰就是一副印刷品，“葫蘆圖章”就是生產印刷品《競》畫畫坊的商標。因爲是商標，藏於日本國內的那幅《競》畫上纔會有，摹畫來的“浴嬉圖”上纔會有。這樣看來，這張“秀竹字條”的來源就清楚了，應是與“浴嬉圖”一樣摹畫帶有“葫蘆圖章”標誌的某件書畫品的一件仿品，應該是與一幅畫相連的，是一幅畫的文字說明部分，被裁下來放在這裏使用了。這張字條不整齊的四邊也符合這一點。
落合芳幾(1832-1904)是日本明治時代一位很有名的浮士繪畫師，是明治時日本畫壇上的“三傑”之一。“廣幸”也很有名，是當時與落合芳幾合作、經常出版落合芳幾畫作的出版商(即“版元”)，全名叫“廣岡幸助”(1829-1918)，“廣幸”是他名字的略稱。兩人關係非常密切，不僅終生合作，還曾一同經辦過《東京日日新聞》報紙，落合芳幾不幸死於“廣幸”之先。我們認爲，這張“秀竹字條” 是從一幅畫上分離下來的，原畫是與“浴嬉圖”一樣摹畫了一幅由“廣幸”畫坊出版的落合芳幾的畫品，因此將“廣幸”二字的“葫蘆圖章”也連帶摹畫下來。如此看來，“浴嬉圖”和“秀竹字條”是同源的，源於摹畫了同一畫坊的出版物，若不就不會帶有同一個“葫蘆圖章”。“秀竹字條”內容很可能是追思落合芳幾的，“芳魂西去”、“古今奇才”都是指落合芳幾。
反之，如果按考證者所解釋的是保護川島的秀竹寫給小方八郎用以轉告川島死訊的話，畫上一個畫坊的商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理解，也是沒用的，更是畫不出來的。 我們認爲，如果是造假，從“浴嬉圖”和“秀竹字條”的同源關係上就已暴露無遺了。
(八)“浴嬉圖”這幅畫，如果不是讓人先認定是川島畫的，誰會挖空心思去附會什麼
一“穿”一“倒”，我們認爲，此畫爲川島芳子所畫無疑。”我們說這種方法荒唐，站不住腳，已在“浴嬉圖”的考證過程中被考證者自己無情地嘲弄了。這幅畫最初被認定是川島所畫，不就在署名上麼?有人按諧音署名方式猜，認定畫上署名“一蕙(誤認爲：簾)齋”爲“一連災”，“芳幾畫”爲“芳子畫”，“廣幸”爲“很幸運”，似乎很有道理，真能當鐵證使用了。但當野崎晃市先生把此畫所摹仿的原畫找到後，看到原畫的署名就是“一蕙齋”和“芳幾畫”後，這個把“一蕙齋”、“芳幾畫”猜爲川島自己寓意自己“一連災”、“芳子畫”的方法，還有意義了麼?這種先定作者身份，再附會、猜測畫中含義的做法肯定是錯的。
另外，猜測方姥給張鈺此畫是川島暗示給張鈺，不僅對這幅畫的考證靠猜，對望遠鏡和密碼箱的考證也是靠猜，猜得雲山霧罩。長春市地方史志專家於涇，在報紙、電視和《川證》書上看過這兩件物品後，就向我們明確指出：那個望遠鏡並不是什麼“高級軍事望遠鏡”，就是一架娛樂用的望遠鏡，結構簡單價格便宜，東北淪陷期間在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等地的日本人和俄國人手中都有，盛行用它看賽馬、體育比賽和大型文藝演出。因爲這種望遠鏡的倍率低、物鏡鏡片小，沒有棱鏡，無需耐震抗衝，根本不能用於軍事。至於密碼箱更不是什麼稀奇玩藝，不過是東北淪陷期間在東北流行的一種“錢匣子”，日本人稱之爲“手提金庫”，日本小販和小商店都常用，當年在長春市夜市(今長江路)上擺攤的日本小販，幾乎人手一個。
一位日本友人向我們指出：“方姥的遺物，大部分是在1945年終戰時，蘇聯進攻長春市時，當時住的日本人放棄的遺物。”這些東西，在今天的古玩市場上也是常見的。
(九)方姥是張鈺的養姥莊桂賢
光有質疑是不夠的，“方姥是誰”這個問題我們也要回答。因爲在關注、研究張鈺一行人的考證過程和《川證》一書時，我們早已發現了一些真實的線索。果然，調查覈實取得了突破，方姥的真實身份被證人證實。
1、張鈺等人一直說方姥沒名，但在《川證》152頁陳良證言的影印件上，我們看到一句話“張鈺的姥姥方太太口方麗蓉”。這是一句讀不懂的話，但不應是一句無用的話。憑着多年來考證資料的經驗，我們判斷出原話應是“張鈺的姥姥方太太叫方麗蓉”，“叫”字因爲寫丟了一半，變成了“口”字。
2、張鈺一直說方姥沒照片，但又畫了兩張，附在書中。據說其中所謂的1986年畫的是對着方姥皈依證上的照片直接畫的，畫完後段連祥還連說“像，非常像”。我們判斷，如果張鈺一方造假，不敢把方姥真照片拿出來，但畫的照片也一定和方姥本人相像，還要摻進川島的因素，讓見過方姥的人能一眼認出是方姥，讓考證者對照川島的照片也覺得有些像。另外，我們又判斷，按照中國人的人情世故，如果當年段連祥真是在家裏既有一個收養了段續擎這個日本遺孤的原配妻子莊桂賢，又以在外養女人的名義養了川島這個方姥，那麼，作爲女兒和外孫女的段續擎和張鈺，無論如何對這個方姥也不會親近起來的，怎能年年夏天還陪着方姥在新立城住?除非沒有兩個姥姥，就一個姥姥，或者是莊桂賢，或者是方姥，或者兩者就是同一個人。
因此，當我們拿到《川證》一書時，將方姥畫像、在北平監獄中的川島照片和段連祥全家合影中莊桂賢的照片進行對比，我們吃驚地發現，方姥的畫像和莊桂賢的照片就是一個人，只不過方姥的畫像畫得陰森了不少。
當方姥被陳良證明是張鈺的養姥莊桂賢后，許多疑問都豁然解開了。僅舉幾例： ——因爲方姥(即莊桂賢)是段續擎唯一的母親、是張鈺唯一的姥姥，所以，當方姥每年夏天在新立城時，段續擎、張鈺也前來親密陪伴。這符合中國人的人情世故。 ——因爲方姥(即莊桂賢)是段連祥的原配妻子，且倆人又都信佛，所以她皈依證上的照片會被兒女們同段的遺體一同火化，期望他們老倆口在另一個世界也繼續做夫妻。這也符合中國人的人情世故。 ——川島生於1906年，段連祥生於1918，兩人相差12歲，這個年齡差在任何年齡段上都是能明顯看得出來的。如果方姥是川島，1970年時的川島已是65歲左右的老婦，段連祥則是53歲左右的壯漢。而作爲方姥在新立城居住的第二代房東、於景泰的外甥——逯興凱，在這時看到方姥和段連祥後竟會認爲兩人是夫妻，這不合常理。這時逯興凱27歲左右，判斷力不會出問題。除非是逯興凱這時看到的方姥沒那麼大，若不，是不會產生兩人是夫妻的印象。陳良也認爲方姥與段是兩口子。如果那時方姥確實是與段連祥的年齡差不多，50多歲，那方姥就肯定不是川島。川島比段連祥長12歲，怎麼也不能給外界倆人是一對夫妻的印象。與段連祥年齡相仿的正應是莊姥。
(十)方姥實有其人，但像張鈺等人所描述的那麼多才多藝、又有武功，甚至是站着死的，無法讓人相信。
試想，如果方姥是川島芳子，方姥和川島芳子不就是同一個人麼，段續擎母女對方姥那麼熟悉，二三十年在一起，不就是等於對川島芳子很熟悉麼?那麼，在她們得知方姥是川島芳子這個說法之後，對照川島芳子的照片一看不就百分之百地確定了麼，還需要什麼考證? 川島芳子最近的一張照片是她1948年在監獄裏的照片(見《川證》122頁)，這時川島芳子42歲，按《川證》的說法，川島芳子逃過死刑當年底就到了新立城(不可能毀容，有張鈺畫像爲證)，從第二年(1949年)起，段續擎就年年夏天隨段連祥到新立城與方姨同住，朝夕相處，一直到1958年，時間長達十年之久(見《川證》167頁)。這時段續擎已經完全記事了，按照她自己的表述，對方姨的記憶是很深刻的，當年的音容笑貌都能描述出來(見《川證》199頁)，而如果她所熟悉的方姨真是川島芳子的話，段續擎現在對照川島芳子1948年的照片不就一眼就可以斷定麼，她爲什麼不斷定呢?張鈺後來也陪着方姥多年，對照川島芳子的照片也是不會認錯的。
那麼，日本人和中國的無良文人爲什麼要反覆炒做川島呢?其實主要爲了炒做滿清皇族和日本皇族之間的“血緣關係”，理由是什麼呢?如今大辮子滿電視飛，恐怕大家都知道，滿蒙通婚有記載的皇太極開始，到康熙(50%蒙古血統)，到以後，蒙古皇后似乎很多，那麼一代代下來，滿清皇帝的血液裏的蒙古血統似乎超過了滿族血統，那麼滿蒙自認爲一家的觀點也就明確了，那就是通過通婚，形成了共有政權的血緣基礎。而日本呢?也是如此!當年日本猛力炒做某位日本天皇的皇后是朝鮮人，其目的竟然是從歷史和文化上證明日本和朝鮮的關係是兄弟關係，對朝鮮的戰爭只是兄弟搶統治權，而不是侵略，從而實現美化侵略爲內部爭權。而由於溥儀娶了日本皇后，於是也同樣炒做日本是與滿清一起復國，而實現侵略中國實際是兩個弟弟和大哥爭統治權的荒謬觀點，而由於溥儀在自述《我的前半生》中把自我批判的很透徹，再加上自己很廢物，根本撐不起這個謊言，而川島的皇族血統以及與日本淵源，再加上幾十年炒做的“傳奇”，於是，川島成爲不可替換的炒點!從這些年的觀點看，炒做川島的目的基本上就是美化侵略，從扮演川島的演員上看，都是超級大美女，其實川島長的一般，那大牙、大牙牀、又厚又鼓的上嘴脣幾乎和溥儀一模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