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5年，中、日、韓三方的合作，讓這部反日題材的電視劇說服力更高，故事性也更真實，而非如今的“抗日神劇”該劇將那段生靈塗炭的民族恥辱史，活靈活現地展現在每個觀衆的面前，不僅讓人重拾過去的記憶，重溫民族的痛史，而且還如同一劑清醒劑，給人警醒，讓人真正領略到悲劇的力量和悲劇之美。其次，此劇的高明之處，並不在於簡單化、表象化地向觀衆“展覽”勞工肉體上所受到的摧殘，而是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靈魂深處，着力刻畫戰俘所受到的那種生不如死、痛不欲生的精神折磨，而這遠比肉體上的摧殘，更令人心悸。劇中對日本官兵精神層面上的深入挖掘，也令人耳目一新。在揭露日軍暴行時，無不讓人感到，這並非是個人的道德品質問題，而是軍國主義結出的怪胎。
而最初選演員時的情景，至今還感動着楊陽。她說：“我在日本挑演員的時候，首先是給這批十五六歲到二十三四歲的年輕演員講這個故事。孩子們開始的時候都懷着一份好奇心在那裏認真地聽，可講到後來，我發現自己實在講不下去了，面對他們那種特純真的目光，我覺得自己實在無法將那麼一個殘酷的故事講下去，因爲我突然間覺得我這樣直接告訴他們當初日本人是如何殘害中國人，也是在對他們進行着傷害。但這種念頭是一瞬間的事，我後來還是講了下去。”果然不出楊陽所料，當她把故事講完的時候，在場所有的日本孩子都把頭低下了。沉默片刻之後，楊陽問他們：“在聽完這個故事後，你們誰還願意來當這部劇的演員？”結果誰都不說話，只有一個男孩站起來說：“我要參加。”楊陽問他爲什麼，他說他在中學的時候曾有一個老師給他講過這些有關戰爭的事，那個老師勸他一定要爲反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也是在選演員的時候，楊陽看到一個膚色白淨的學生，她說：“當時，我突然就覺得在這個劇中，應該有一個特別純的日本兵，他的心靈從來沒有被戰爭玷污過，他非常善良，他中學一畢業就被徵兵到這場戰爭中來。我要表現的就是這樣一個日本孩子在沒有目睹過如此殘暴狀態的時候，他會是一種怎樣的心情。而最初的劇本里本來沒有這個角色，這都是在我看到這個孩子的時候，突然閃現出的想法。”楊陽於是便特別期待這個孩子表態，結果他當時也是一陣無言。“他說讓他想想，就這樣過了一個星期，我都想着他肯定因爲承受不起這樣的現實而放棄了，結果他突然給我打電話說，‘導演，我願意。’這是前年的事，他當時問什麼時候開始拍，我說要一年之後。”就這樣又過了整整一年。直到去年夏天，劇組即將開機時，“我幾乎都已經把他放棄了，我以爲他可能經過這一年又產生了變化。”楊陽說，“可就在這時，他給我發了封郵件，問我還要不要他演出。我當時特別意外，我說當然特別希望你來。結果不久他就坐着船從日本到了天津，又轉車到了我們的北京劇組。”
楊陽被日本演員感動的事情還遠不止這些，比如，“有一個演員就在我拍戲的時候提建議說，‘導演，我覺得拍這段戲應該用日本茶道的道具更真實。’我想了想也是，可還沒等我提出要劇務去準備道具，他就立刻從兜裏掏出一套從日本帶來的真茶具，說讓我用這個。”楊陽提起這些事，嘴就停不下來。臨了還在不斷向記者舉例子，說還有個小演員，從日本帶來了兩箱衣服，讓導演從中選，而其實他演的那個角色也就是一套衣服的事。當問及楊陽爲什麼會得到如此待遇，她說：“在東京，很多人都對我說，‘導演，我很敬佩您，因爲我們從來沒有這麼直率地表現過歷史。’或許這便是原因所在吧。”
採訪楊陽的時候，她的身邊除了劇中男主角段龍以外，還有兩個日本演員矢野浩二和阿部力，其中矢野浩二在劇中扮演的是日軍軍官岡田總監，阿部力扮演的是“尋找從前”的中國男青年蕭憶。之所以把他們二人帶來，除了因爲他們是劇中主角外，還因爲他們的漢語說得最好。生活中的矢野浩二是個性格開朗，十分愛笑的青年，阿部力則是一個寡言的小酷哥。
面對若干中國記者，楊陽講述着一個又一個當年日軍的暴行，記者在記錄她的言辭之外，不時地在觀察矢野浩二和阿部力的表情。當楊陽在提到老虎凳時，突然轉身對矢野浩二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說：“這都是你們日軍乾的‘好事’。”矢野浩二立刻邊點頭邊連道對不起。其實，楊陽很清楚，這些日本演員能夠做到這一步，已經是鼓起很大勇氣了，這種姿態其實更令人敬佩。她在劇組成立的第一天就對所有工作人員提出要求：“禁止在劇組中用‘鬼子’、‘小日本’這樣的污辱性詞彙。”楊陽在闡述該劇的片名時也曾說：“很多東西其實根本不需要證明，因爲‘記憶’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結束採訪時，記者與矢野浩二握手，並對他說：“你真的不必道歉，那些事與你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