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提父親周信芳，周采芹本身也是一個傳奇——她是倫敦皇家戲劇學院首位華裔學生（多年後成爲該院首位華裔院士）；她是1960年代紅遍倫敦西區和百老匯的“身高一米五的炸彈”；她是第一位華裔邦女郎（兩次出演《007》電影系列）；1970年代做地產生意賠光了所有的積蓄，從昔日的女明星變成弟弟開在洛杉磯的著名餐館裏的女領班；到保險公司當打字員被告知不勝任這份工作……人生跌到谷底。她一直說“至今還沒有教會自己相信命運”，但周采芹的人生還是因爲戲劇重回安頓，在波士頓的一個踐行“貧困戲劇”理論的職業劇社，度過三年苦行僧般的演員生活。她迷上了表演理論，在塔夫茨大學攻讀戲劇碩士，那段求學時光給了她從未有過的“解放”：“我再也不需要東跑西顛才覺得有活力，也不用到談情說愛中去逃遁躲避”。1981年，受曹禺和金山的邀請，她成爲中戲自早年莫斯科藝術劇院撤走專家以後，第一位到任的“外國”老師，她在課堂上教學生瑜伽卻不准他們帶紙和筆……1994年，58歲的她叩開了好萊塢的大門——出演好萊塢歷史上第一部全亞裔主演的電影《喜福會》，轟動全美……上週，爲了參加“紀念週信芳誕辰120週年”系列活動，她回到故鄉上海。採訪中，她思維敏捷、言語犀利。她告訴記者，“我17歲出門的時候媽媽就告訴我，你要給中國人爭氣，你要給演員爭氣，你要給女人爭氣！現在我快80歲了，我要給老年人爭氣，所以我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退休。”去年剛拍完《神盾局特工》在內的三部電視劇和一部電影。馬上，英國還有一部電影在等着她。
記者：你成爲演員，跟父親有關嗎？周采芹：當然有關係，我雖然不是京劇演員，可是我可以拿他的東西來幫助我做西方戲劇。事實上，我爸爸當年也受到很多外國很棒的演員的影響。我新近聽到一個笑話，這樣說也許要得罪人。我聽說中國有三個表演體系：斯坦尼、布萊希特和梅蘭芳。戲劇哪有這麼簡單，要知道布萊希特現在在德國根本就無所謂了。我在教中戲的時候，我一進去大家都拿着筆和紙，在寫什麼？潛臺詞。潛臺詞都可以寫成一本小書了，我覺得這是發瘋了。演戲是在臺上演的，我說你們進我的教室不準帶紙和筆，要記得你們的表演是從身體裏出來的。我爸爸真正的偉大就在這裏，他很早就知道了，包括以醜爲美和追求真實。記者：你的書裏反覆提到60年代，輝煌的倫敦西區的戲劇生涯，還有後來的百老匯。作爲一箇中國女孩，你是如何征服西方觀衆的？周采芹：我媽媽最喜歡說英國的一句諺語，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我年輕的時候，再苦也無所謂，因爲我年輕啊，而且我沒有覺得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沒有被外國人歧視。第一，語言我已經通了，語言不僅是工具，而且是一個戰具！尤其是英國人，都很厲害的，你一說話，他馬上知道你是什麼人了，連出租車司機都是這樣的。第二，我是周信芳的女兒，雖然別人不知道，但我自己知道。當年，華裔女演員最吃虧的是找不到好角色，最多就是花瓶。這個就要靠自己慢慢把這片天打下來。我有時同情現在的年輕人，因爲技巧可以學到，但是如果演戲的機會不多，演技就出不來，我爸爸也是江湖巡演一路磨練出來的。所以當年我自己就巡演很多，到後來各種觀衆我完全不怕。要跟最好的演員和導演合作，他們會幫助你越做越好，但在當時這對於華裔演員來說很難。
記者：你也是第一個華裔的邦女郎。周采芹：邦不邦的我根本就無所謂，我最驕傲的是我舞臺劇。不過我也理解，因爲大家知道的是《007》的電影，舞臺劇你們看不到。《007》我拍了兩次，我自己兩次都沒有看過。我對這種戲沒有興趣，但是片酬大得不得了。有時候觀衆會問，那些好演員，爲什麼都願意去好萊塢的電影裏演小角色，因爲只有賺來錢，他們才能繼續維持舞臺劇演員的生涯，我也是這樣。記者：《喜福會》第一次令好萊塢正視了真實的華裔形象。周采芹：我是好萊塢電影裏第一個真實的東方女人形象，這毫不誇張。之前，華人女性只有兩種角色，傭人或是三從四德的婦女。男人則不是弱者就是流氓。東方演員長期以來是被壓迫的。我是反抗者，雖然代價很大，但我覺得是值得的。記者：你是如何“反抗”的？周采芹：我媽媽告訴我，我是最好的女孩，所以我從來不會低聲下氣。我第一次在好萊塢演戲，就跟導演說“什麼什麼不對”，邊上很多東方演員就瞪大了眼睛問我說，“我們居然可以跟這麼導演說話？”
